天傾西北，地盡東南。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直是東南沿海發達，而中部和西部相對落後。在中國的改革設計中，以先富帶動後富的策略，既造就了珠三角、長三角、環渤海經濟圈等地區的起飛，亦直接導致了區域發展的不平衡。
共同富裕，在社會領域的要義就是各個階層共享改革成果，但是，就中國的區域經濟戰略而言，共同富裕，與中國區域發展的均衡戰略命同一線。在改革開放的前30年，中國實現的是率先發展沿海的戰略，是為鼓勵先富。而未來，在改革開放的後30年乃至更長的時間內，中國將更多致力於中西部的發展，最終實現中國的整體性騰飛。
在此過程中，產業轉移被賦予了中國從先富到共富轉變的戰略使命。
目前，由於我國遼闊的疆域，以及豐富而多元的產業結構，產業轉移是從三個層麵進行的。
最為直觀的產業轉移，是從沿海區域向中西部區域的產業轉移。例如，江西和安徽成為長三角的產業轉移基地，湖南、江西承接珠三角的產業轉移，河北等地承接來自環渤海的產業轉移。
在2009、2010年，對鄱陽湖生態經濟區和皖江城市帶的開發先後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麵。在批複時間上，兩大戰略區僅相差一個月，這引起了廣泛的聯想。
皖江和鄱陽湖，一個是安徽的精華，一個是江西的靈魂。這兩個戰略區將來在承接長三角的產業轉移方麵，將不可避免地短兵相接，掀起“江湖之爭”。
鄱陽湖生態經濟區，因為要保護生態，必然要有所犧牲，在有限的發展領域內成非常之事，必須要趁非常之機，鄱陽湖的未來，需要出奇製勝。而皖江城市帶，顧名思義，即要實現大規模城市化、工業化。由此可見，兩者雖都是要實現飛躍，但是卻並不同途。
第二個層麵的產業轉移，是在同一個經濟區內，發達區域向後發區域的產業轉移。最典型的就是廣東省內的珠三角經濟圈的產業向非珠三角區域進行轉移。一直以來，珠三角經濟圈的發展就與廣東省內其他區域的發展存在巨大的差距，廣東實現協同發展，已經顯得非常緊迫。特別是在本次金融危機的壓力下，珠三角經濟圈的城市發展普遍減緩，產業升級難以完成，戰略腹地受限，這個時候，珠三角經濟圈向非珠三角區域的產業轉移，已成必然之勢。
東角河源、北角韶關和西角湛江，被形象地稱為“珠三角的三角”，這三個角是承接珠三角產業的首選之地。而這三角的普遍崛起，幾乎相當於廣東的整體崛起。
這幾個地區又各有特色。河源因為是廣東的水源地，發展傳統工業受限，因此其承接的產業，主要是深圳的高新技術產業；韶關因為有重工業基礎，因此其承接的產業，主要是東莞和廣州的輕工業，以此中和輕重工業的比重；而湛江則因為是南方大港，因此主要吸引大型重化工業，發展臨港工業。
第三個層麵的產業轉移，主要表現為城市內部的均衡發展。目前，很多城市的繁榮，主要集中在城市中心區，城市邊緣區和縣域的經濟非常落後。而未來的產業轉移，同樣表現在城市內部的產業轉移。例如，在北京，越來越多的產業已經向郊區拓展，順義、昌平的高新技術的發展，亦莊的興起等，都是如此。而在三個產業轉移類型中，城市內部的產業轉移，往往被人所忽視。
近幾年來，國務院連續出台了十餘個地方區域發展規劃，如此密集的區域發展規劃，表明了中國在改革開放30年之後，麵臨著新一輪的發展，而在這一輪發展中，來自沿海區域的產業轉移將至關重要。正如中國的崛起是恰到好處地承接了歐美等國家和地區的產業轉移一樣，在未來，中西部的普遍崛起，亦將對東部產業轉移多有借重。
美國當年的“西進運動”，使荒蕪的內部大陸成為富饒之地，而中國目前大規模的產業轉移，亦是一部類似的西進運動史。中部不振，西部不興，中國無從談崛起。而在曆時久遠的“中突西進”之後，一個全麵繁榮的中國將騰空而起。
鄱陽湖生態經濟區vs皖江城市帶：中國東部的“江湖之爭”
鄱陽湖生態經濟區與皖江城市帶是江西與安徽的精華所在。江西和安徽未來在承接長三角的產業轉移方麵，將不可避免地短兵相接。
中國在改革開放30年之後，即將迎來新一輪的發展，如何在新一輪的發展中占領先機，是各個地方關注的話題。
在國務院頒布的區域經濟發展規劃中，兩大規劃的頒布時間非常接近，2009年12月12日，國務院正式批複了《鄱陽湖生態經濟區規劃》，此後，《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示範區規劃》亦於2010年1月12日批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