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一代紅安人，在其童年和少年時期，即已接受了無處不在的革命教育，而這種教育是以民間的方式存在的。幾乎在紅安，每個村子，都曾經有參加過紅軍的老革命。過往時代的英雄，成為紅安少年人無法回避的影子。彈指數十年，父輩已經老去，新一代的青年，仍然在傳唱那首童謠。而在縣城東北一隅的鄂豫皖蘇區革命烈士紀念館，則是很多紅安人少年時代的必遊之地。紅安的革命精神一代傳一代，絡繹不絕。
梁啟超雲，英雄乃不祥之兆。從某種意義上說，紅安曆史上的英雄輩出，乃是對於當代紅安人的某種戕害。
曆史往往顯示出其吊詭的一麵，正如鳳陽花鼓所傳唱的民謠：“說鳳陽，道鳳陽，自從出了個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先輩的英勇，卻為何反導致後輩的不興盛？
流傳數千年的星象風水說，曾經給予了一種類似神秘主義的解釋。英雄之地，往往是“血地”，血地的特征是，成就巨大，但是犧牲亦巨大。而血地往往在成就自我的時候，對於親人造成巨大的殺氣。從某種意義上說，紅安這塊神奇的土地就是塊血地，在誕生200多位將軍的背後，是紅安在革命時代人口減少一半的損失，很多地方人丁死絕。紅安北部的紫雲鄉，曾因為犧牲過多，而被稱為“死人鄉”。
風水中的“血地”之說，當然是帶有迷信色彩，但是，紅安的現狀，卻確實與此有關。紅安的“血地”，絕非僅僅是風水山川，而是一種精神上的“血地”。
紅安人的精神“血地”，就是對於英雄的過分崇拜，在一個英雄消亡的時代，不合時宜地繼續奉行英雄崇拜主義，消耗了紅安新一代精英的心智與才華。
在紅安縣的官方網站中，有軍政界風雲人物如李先念、董必武、韓先楚、陳錫聯；文化界名人如曆史學家馮天瑜、翻譯家和文學家葉君健、經濟學家張培剛等，所收錄的名人，沒有一個來自商界。
而同樣翻開潮州的官方介紹，則可以發現，除了古代的韓愈，以及自宋以來的眾多進士外，來自商界的黃光裕和李嘉誠，亦是其極力推崇的對象。
紅安名人中商界人士的缺失，除了自改革開放以來確實沒有產生特別優秀的知名商人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即在整個紅安，從官方到民間，有一種從內心對於商業的漠視與輕視。
在新的時代背景下，紅安人的思維，需要徹底改變。在商業時代，也許改革以來的珠三角諸城市，可以給予紅安啟示。自改革開放以降，廣東能夠引領中國市場經濟的先聲，絕非僅僅是靠國家戰略的先發優勢，而是存在雄厚的民間文化根基。
由於曆史上長期遠離“朝廷”，廣東人相對內地人而言，權力崇拜色彩比較淡漠，他們比較注重實利，有重商傳統。嶺南文化具有強烈的平民文化特征，而平民意識，恰恰是現代商業社會發展的基礎，而自19世紀廣東被迫開放以及新中國成立後的新一輪改革開放，則強化了這種平民意識。與平民意識直接關聯的，是平等觀念，以及重視交換，遵守契約等。
而紅安人，則過於追求“廟堂之功”，眾多英雄人物，如一座大山，壓在紅安人的心上，使眾多紅安人，特別是新一代精英中，追求“經營天下”者，多於經營商業者。
在改革開放之後，紅安所出的人才，仍然少有商界人士，多集中在黨政軍界和文化界。東海艦隊司令員胡先貴等14名新時代的將軍脫穎而出。而在文化界，吳恒權先後擔任中央直屬三大媒體中的《求是》雜誌、《人民日報》這兩家報社的社長和總編，《人民日報》的副總編江紹高也是紅安人，在中央直屬宣傳係統，正副職均出自一個縣，絕無僅有。在新華社係統中，《經濟參考報》的總編杜躍進，亦為紅安人。除此之外，紅安人還有中央黨史編輯室主任石鍾泉等。其餘文化界人士，更如過江之鯽。紅安人之雄才與霸氣，盡在其中。唯有商業，仍然凋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