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後，達爾文主義成了生物學、農學必學科目，《物種起源》成為必讀之書。為適應大學教育所需，周建人深感原譯文不甚完美，便邀請葉篤莊、方宗熙兩位專家合作，重譯《物種起源》。新譯本1954年由三聯書店出版，此後一再重版重印，為生物學的經典。
此後，周建人的頭銜中又多了一個生物學家和翻譯家的名頭。
新中國成立後，周建人開始從政。他先和葉聖陶搭檔，出任國家出版總署副署長，隨後又擔任高教部副部長。在當副部長期間，他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當時有人建議把籌建中的中國農業大學直接建在農村，以為這樣才姓“農”。周建人堅決反對，他認為教學不是種田，要以方便教學和科研為主，他力主建在北京，並親自選定了今天中國農業大學的校址。既在城市，又在農郊，這是具有戰略意義的選擇，農大最終留在了北京，不然的話，農大學生真要赤足走在田埂上了。
1957年7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的《新人口論》。他認為，人多固然是一個極大的資源，但也是一個極大的負擔，如果不加控製任其盲目增長，勢必嚴重影響國民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馬寅初說:“中國人口這樣發展下去，十年後有八億一千萬，五十年後多少?嚇死人!二十六億一千九百萬”，他提出“一對夫婦隻生兩個孩子”的主張。從某種意義上說，馬寅初的人口理論，正是後來我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的雛形。
周建人對新生事物，總是抱著一種支持的態度。這和他長期從事生物學研究密不可分。他是最早站出來響應馬寅初人口論的，他非常支持計劃生育的政策，這在那個特殊的年代是需要科學精神和勇氣的。果然，馬寅初很快就在反右鬥爭中被打倒在地，許多支持者也隨著他一起訇然倒下。周建人因為身份特殊，沒有被劃入右派，僥幸躲過一劫。
從1965年至1983年，周建人當了18年的人大副委員長。他端端地坐在主席台上，沒有聲音。不過心底卻並不平靜，因為在思想深處，他對民主的追求始終不渝。
不得不說的話是，周建人還有兩個著名的哥哥，大哥叫周樹人，筆名叫魯迅。二哥叫周作人，筆名叫知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