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靈認為他本色是書生，如果這個定位準確的話，周建人要從一介書生，過渡到封疆大吏，這是個脫胎換骨的巨變，不啻於重生，因為書生意氣和官場厚黑是不相容的。
柯靈不幸而言中，周建人的為官之道的確是踉蹌蹣跚。
1958年，已經70歲的周建人被任命為浙江省省長，直到1967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他在浙江主政10年，這在當時，頗引人注目。在共和國的曆史上，像省長這樣的封疆大吏，大都是從戰火和硝煙中走過來的老革命，雖然周建人也是共產黨員，但他的身份是保密的，他的公開身份還是民主人士。由一個民主人士出任一個大省的正職，他恐怕是唯一。
據說周建人幾次懇辭不就，說:“我不會做”，但最終還是服從了組織的決定。
自古聖賢多寂寞，“我不會做”，這可能是周建人的心裏話，因為為官有道，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官場上遊刃有餘。為官之道，一在律己，二在律人。
律己就是要管住自己和家人，為政清廉。這方麵周建人堪稱表率。他出任省長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搬家，把家搬到杭州。按照規定，他並非一定要這麼做，完全可以在北京留一套房子。現在，連許多鄉鎮幹部都是“走讀”，即工作在甲地，家在乙地，兩地行走。但周建人執意要搬，一定要把北京的房子退掉，否則他心不安，好像占了公家的便宜。同時，他還執意做了另外一件事，就是讓夫人王蘊如辭職，隨他到杭州。其時，王蘊如在高教部工作，不辭職，隨丈夫一起到杭州照顧他的起居，也是符合當時政策的。退一萬步講，即使政策不允，稍稍變通，或調轉一下夫人的工作也是可行的，完全不必要辭職。但周建人力主辭職。結果，王蘊如從此便失去了公職，成了一個家庭婦女，沒有任何待遇，連退休金也沒有。
1984年周建人去世後，按照規定，國家每月給王蘊如100元的補助，聊補生活之需。這在國家領導人的親屬中恐怕也是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