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兒周蕖說:“總共拿了六年，直到她去世。”
就在周建人當省長的時候，還發生了另外一件事，為了女兒周曄的工作問題，他專門寫信給好友柯靈，請他幫忙給周曄在上海找份工作。柯靈說，我無職無權，怎麼能有辦法解決周曄的工作，你是省長，怎麼還要我幫忙?這問題提得太好了，柯靈疑問恐怕也是許多人不解的地方，顯然，不是周建人沒有能力解決，而是他不願意，不願意權為己用，不願意假公濟私或以權謀私，這正是周建人的磊落之處。
女兒周蕖回憶說:“文革以後，每年國務院事務管理局都派人來問他，周老，你去哪裏休息。他說，我不去，每年他都不去。後來，他跟我們說，我那麼老了，也不能為國家做什麼事了，怎麼還能去休息呢。”
周建人回到家鄉當省長，最高興的莫過於家鄉的親屬。一次，他的一個本家親戚，興衝衝從家鄉趕來找他，見麵後，親戚提出，不回鄉下了，要留在杭州，給他當賬房先生，理財管賬。他說，你一個堂堂的省長，比過去家鄉的知縣、知府官大多了，俸祿自不會少，各色人等送上來禮錢也不會少，怎麼能沒有一個賬房先生呢。
周建人聽後，先是一怔，接著哈哈大笑，他說:“我們就兩個人，平常就是買點菜，沒別的事，我有什麼賬可管啊，你以為我是國民黨的官啊。”
好說歹說，總算把親戚勸回去。其實，做到家鄉的父母官，必然會墜入親友的包圍之中，求職的、升遷的、求學的，一個都不會少，一個也不能少，這也是人之常情。但對於為官者則是個嚴峻的考驗，周建人平素自律甚嚴，從不搞特權，而且，也特別在意家人和親友在這方麵的舉動，你想，他連自己女兒的工作都不肯安排，又怎麼能隨便開綠燈。這樣一來，家鄉的許多人就難免碰壁，空手而回。不滿和非議也就隨之而來，好在周建人心底坦蕩，能解釋就解釋，解釋不通也就聽之任之，不被這些瑣事而攪擾，依舊故我。
不過，律己容易律人難!
當一個人用高標準來要求自己的時候，他與周邊的差距就會變大，就會對一些不良習氣難以接受。周建人正是這樣的人，他對一些幹部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等不良作風意見尤大，特別看不慣一些官員驕奢跋扈，搞特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