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兩塊木片決定的人生
清代史學家趙翼對朱元璋的評價被許多人認為十分準確：蓋明祖一人，聖賢、豪傑、盜賊之性，實兼而有之者也。
我認為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朱元璋是一個流氓化了的農民。“農民”
為體，“流氓”為用。骨子裏，他永遠是一個克勤克儉、謹小慎微的農民。
江湖經曆又給他的血液裏注入了與眾不同的潑辣。他的流氓手段幫助他在與群雄周旋時長袖善舞縱橫捭闔，而令他笑到最後的卻是因為他比別人多了一份農民式的謹慎、持重。
史稱朱元璋“地主階級化”前是一個偉大的農民起義領袖，是率領漢人推翻蒙古人統治的民族英雄。豈知他走上英雄領袖生涯的原因實是迫不得已。
雖然在大元統治下朱氏一家經常顛沛流離，食不果腹，但朱元璋對蒙古皇帝缺乏痛恨之情，甚至充滿感戴之意。草民一食一飯，都是朝廷所賜，這種觀念在世代安善良民的朱家根深蒂固。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曾對臣下說：“元主中國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終其一生，朱元璋始終把元朝入主中國，享受漢人膏血視為“奉天承運”，“順天應人”，理所當然。
因此，朱元璋一開始沒有“積極投身革命”就可以理解了。在他流浪江湖的幾年中，大元天下已經是烽煙處處，而史料並沒有留下朱元璋“向往革命”的蛛絲馬跡。那時，白蓮教遍布鄉野，朱元璋不可能不有所耳聞目睹，但是也沒有任何他參加白蓮教的記載。為了生存，他可以偷可以搶，但是從來還沒有想到過“造反”。他對這個詞連想都沒有去想。在外流浪三年之後，大饑荒終於離開了鳳陽。朱元璋結束了流浪生涯，回到皇覺寺。雖然已經多年身受目睹了元朝的反動統治之殘酷暴虐，或多或少受到白蓮教“革命思想”的影響，朱元璋還是選擇了老老實實做一個前途暗淡的和尚，並且在冷冷清清的廟裏一呆就是三年。小時候因為父母格外疼愛，送他讀了幾個月私塾，但大字還沒識滿一筐，就供不起了。這次，在寺廟中，他開始認認真真地跟老和尚學念經，認識了千把字。
朱元璋一向為人做事的特點是認真敬業。從他登基後仍然對佛教保持了濃厚的興趣這一事實看，他在三年和尚生涯中，對佛教經典確實是下了點功夫的。《皇明本紀》說他從此“始知立誌勤學”；《劍橋中國明代史》說“在這時他似乎開始學習認字並簡單地研修佛教經文。他的理解力很好，記憶力也很強”。他認認真真地學習做道場，吹法螺，這是和尚收入的最大來源。後半生他有幾種可能的選擇：也許是繼續做和尚，也許積點錢買幾畝地還俗做農民，也許會學門技術，做個木匠或者瓦匠。隻有軍人不在選擇之列。“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軍人是風險最大的職業，實在不符合他謹慎的本性。
然而，身在亂世，人的命運就是如此離奇，你越怕什麼，什麼就偏偏會來到你身邊。朱元璋重做和尚的第三個年頭，農民起義的烈火燒到了皇覺寺邊。
白蓮教和朱元璋的專業——也就是佛教——關係很深，或者說，是佛教的一個變種。它本是源於佛教淨土宗。
天下事物，隻有足夠“低幼”才能流行，這是永遠不變的規律。要說正宗，中國佛教當然要以千辛萬苦從印度取回真經的三藏法師創立的唯識宗為正宗。然而事實是，唯識宗因為經典太浩繁邏輯太細密，不適合普通人的智商而迅速湮滅。中國特色的淨土宗卻因為它超出尋常的簡便易行而大行其道。
淨土宗比方便麵還要方便。它不需要你鑽研什麼佛經，也不需要你苦苦修行，它隻要你會說“阿彌陀佛”四個字就可以。它的理論是，一聲“阿彌陀佛”可以免除幾十億劫的罪過。隻要你不停地念佛，積累的功德就越來越多，等到阿彌陀佛被你煩到不行了，就得把你救出苦海，往生淨土。
所以它迅速深入民間，南宋之後，“家家阿彌陀，戶戶觀世音”，底層信眾完全被它壟斷，種下的是龍種，收獲的是跳蚤，這是天下萬事的常態。
釋迦牟尼天上有知，一定會暈倒在蓮花寶座上。
白蓮教是淨土宗的一個變種。它的教義也同樣簡單，隻不過它的組織比較嚴密。淨土宗雖然也結社，但社內關係鬆散，眾生平等。而白蓮教將平等的關係變成嚴格的師徒關係，從上到下，形成了一個嚴格的師徒網絡，成為政治動員的有力武器。當腐敗蔓延、統治力衰微之際，往往是這類民間宗教興盛發展的時期。一旦勢力成熟，起義就不可避免。
大元王朝自建立以來，政治從來沒有穩定過。蒙古貴族沒有學會漢族立嫡以長的繼承製度，為了攫取最高權力，政治高層不時發動宮廷政變和武裝衝突。從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元世祖去世到元統元年（公元年）元順帝即位，四十年之間居然換了九個皇帝，平均不到五年就發生一次政變。統治集團忙於內鬥，對民生大計無心過問。白蓮教勢力因此輕鬆席卷了大江南北。
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五月，韓山童、劉福通等人率三千白蓮教眾斬白馬烏牛起事。他們宣稱教首韓山童是宋徽宗的第九世孫，應做皇帝。劉福通是天上派下來輔佐韓山童的大將。起義軍頭裹紅巾，身穿赤衣，被稱為“紅巾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