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思維是在惡性競爭中形成的思維方式。如學者吳興明所言：軍事謀略的出發點是“在人生在世的多重關係中它取定人人關係，在人人之間的諸多關係中它取定利害關係，在利害關係的協同與爭鬥的雙向關係中它又進而隻取定爭鬥關係”，所謂“與人鬥，其樂無窮”，就是軍事思維的典型表現。
在處理人我關係時，習慣軍事思維的人總是以他人為手段，以自我為核心。保存自我，打擊他人，這是軍人的行為本能。在戰爭中，隻有把所有不利因素考慮到了，才能立於不敗之地。這樣，在判斷人物上，軍事家往往習慣從人性惡的一麵出發，把針對自己的危險因素考慮到點滴不漏的程度。以這種思維方式來應人待物，所看到的危機自然無處不在，所以，“恐懼是身處謀略地帶人的基本心態”。
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朱元璋剛剛登上帝位，就“寢不安枕，憂懸於心”了。登基的第二天，他告誡侍臣，“創業之初，其事實難，守成之後，其事尤難”，他反複強調消滅危險於萌芽狀態的重要性：“憂患之來，常始於宴安者。明者能燭於未形，昧者猶蔽於已著，事未形猶可圖也，患已著則無及矣。”剛剛登上皇位不久，他就下令設專人，每天五更之時在城門的譙樓上吹起畫角，高聲唱道：“為君難，為臣又難，難也難；創業難，守成更難，難也難；保家難，保身又難，難也難！”
在給子孫們寫的《皇明祖訓》中，他這樣教導後代們：你們做皇帝時，即使安居無事，也要常懷警惕，一時一刻也不能怠慢。這樣，你的性命才能安全，國家大權也不會丟掉。如果一看天下太平就放鬆了防備，萬一奸人得手，身家性命不保，國家基業不存！
為此，他不厭其煩地諄諄囑咐後代皇帝如何注意安全，其小心謹慎已經達到神經質的程度：
雖然與那些朝夕相見親近如同骨肉的人接觸，也要在心裏多加警惕，防人之心時刻不可無！如果要回避左右，和親信大臣們商量機密，那麼，帶刀護衛隻許離你們十丈遠，不能再遠了！
弄幾套盔甲刀槍，放在身邊。選幾匹好馬，養在宮門口，四個城門也要各備幾匹，萬一有事好跑！
每天晚上，都要警省。沒事常聽聽城中動靜，聽聽市聲是不是有什麼異常？也可以到院子裏，看看天氣星象，有沒有什麼災難的征兆？
之所以要竭盡全力“保家”，不僅僅是因為“家”得來不易，也是因為一旦失去，他的家族必然要付出血的代價。
在漫長的軍事生涯中，朱元璋習慣了高強度、高密度的腦力勞動，習慣了每時每刻估量形勢，算計對手，習慣了激越昂揚的行進節奏，習慣了享受與人爭鬥的樂趣。從戰場上下來的人，最忍受不了的就是沒有對手。所以，在陳友諒、張士誠、元朝皇帝們一個個消失了之後，他開始了尋找對手的漫長過程。原來的老鄉和戰友，即所謂的“淮西勳貴”，就進入了他的視野。
朱元璋原本是心胸狹窄之人，臣下之一舉一動，悉加注意，經常對臣下的舉止表示不滿，說：“此等愚夫，不學無術，勇而無禮，或閑中侍坐，或飲宴之間，將以朕為無知，巧言肆侮，凡所動作，悉無臣禮。”在他“危機放大”的軍人心理形成的放大鏡下，他們日常表現中的小小不謹不敬，都被放大成了叛逆的苗頭，他原來的朋友一個一個在他的視野裏變成了對手，所以他才舉起了屠殺功臣的屠刀。
戰爭思維的第二個特點是追求實用性。戰爭以實用為目的，軍事思維是非常功利化的思維，本能地要求思維方式簡明、捷近、實用。朱元璋一生不尚形式，隻求實用。朱元璋在建國後的政治鬥爭中擅長不受形式的約束，“草鞋無樣，邊打邊像”，各種下作手段無所不用其極。他創造了大村莊式的治國方法，雖然不美觀，但是卻非常實用。
除了自己一家一姓的私利外，朱元璋對什麼東西都沒有真正的信仰。
長期的謀略思維習慣，一而再、再而三地從權謀中得到好處，使他形成了權謀化的思維習慣。所以，朱元璋的治國方法是無巧不取，無利不謀，無所不為。他竭盡全力維護三綱五常，推崇儒家正統。然而，因為孟子說過民貴君輕，有違他唯我獨尊的心態，就居然敢刪節《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