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元璋的政策影響下，地方官員也以挫辱地主為得計。如薛岩守鎮江，執法極嚴，“豪強為之屏跡”，不敢妄為。蘇州府太守王觀，因當地百姓拖欠了許多稅糧，就把全府的富戶都叫到府衙，命令他們拿出家中的儲積代老百姓賠償。
低薪製下的大明官員
底層社會的成長經曆，使朱元璋終生對官僚階層保持著底層視角。
在傳統中國，龐大的官僚體係就是一叢吸血的龐大根須，每一滴膏血都最終源自社會最底層。因此，從社會底層向上望去，視野中所見的景象自然是一張張貪婪的麵孔，是“無官不貪”，“無官不可殺”。中國的農民起義，與其說是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鬥爭，不如說是農民階級對官僚階層的反抗。逼得百姓揭竿而起的，不是地主黑手裏懸的霸主鞭，而是各級官吏們催糧催款敲詐勒索時的凶殘嘴臉。中國老百姓說得簡單而明白：“官逼民反”。在農民起義中有一個意味深長的現象，那就是每一次起義中被屠戮最慘的都是官僚階層而不是地主階級。
由於統治技術的粗疏，元代官吏貪汙腐化較多數朝代更甚。元代官場，處處離不開錢。“下屬拜見要給‘拜見錢’，逢年過節要給‘追節錢’，過生日要給‘生日錢’，管個事要給‘常例錢’，往來迎送要給‘人情錢’，發個傳票、拘票要給‘齎（jī）發錢’，打官司要給‘公事錢’，甚至無事也白要錢，叫‘撒花錢’。”上級官員到下級地方來檢查公務，竟公開帶著管錢的庫子，檢鈔秤銀，爭多論少，簡直在做買賣。底層百姓平時見不到官員，偶爾地方官下鄉，卻都是來搜刮。所以，朱元璋一見到衙門的官吏，就恨得咬牙切齒。後來，他曾回憶說：“昔在民間時，見州縣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疾苦，視之漠然，心實怒之。”
一方麵懷抱對官僚體係根深蒂固的反感與懷疑，另一方麵他又不得不依靠這個體係，這一矛盾反映在朱元璋給官員們的待遇上。在中國曆朝曆代中，朱元璋對官員們是最苛刻的，一方麵，他對自己的親戚家人待之唯恐不厚，宗室貴族的俸祿異常豐厚。皇子封為親王後年俸有一萬石，是最高官員的近七倍，還不包括其他各種賞賜。另一方麵，朱元璋又把官吏的俸祿定得出奇的低，對普通官員以“薄俸”為主流，史家因有“明官俸最薄”之說。
顧炎武說：“唐代上州司馬是五品官，每年收入數百石，還有月俸六七萬錢，收入足以庇身給家。而明代官員的收入，不過是唐代的十分之二到十分之三。”官僚們“月不過米二石、不足食數人”。按照慣例，官員的部分幕僚、隨從的報酬和部分辦公費是要在年俸中開支的，所以官員們依靠正常的俸祿無法過上舒適的生活，低級官員更連養家活口都有困難。“不足以資生”、“困於饑寒”的抱怨不絕於口。
不僅如此，朱元璋甚至舍不得給退休官員開工資，閻步克《品位與職位》說：“國初的致仕者居然沒有俸祿，賜半俸終身就算是優禮了。”
除了低薪製，朱元璋還取消了官員的許多其他特權。唐宋兩代，官員的子弟會得到“蔭封”，可以直接做官，而朱元璋則取消了這一做法，大官之子雖有“蔭敘”；但所敘的隻是“祿”而非“官”，想做官仍要參加考試。
明代以前，官場上一直實行“以官抵罪”，即官員犯罪，以降職或奪官做為一種抵罪措施。然而，這一特權也被朱元璋毫不留情地剝奪了。官員犯罪，與百姓同樣，該坐牢坐牢，該流放流放，一點也不予寬容。
很明顯，在分配帝國利益蛋糕時，朱元璋把官僚體係排除在外了。朱元璋的做法顯然是“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他希望這些孔孟之徒能“見義忘利”，吃著孔孟的精神食糧忘我地為他工作。其實，從一個農民的角度思考，朱元璋認為他給官員的並不算太少，因為比起農民來，他們的生活還是優越的。更何況，精細的朱元璋認為，做官對中國人來說除了直接物質收獲外，還會有成就感等心理上的報償。
朱元璋這樣教育廣大官員：如果你們清廉為官，雖然收入不是特別豐富，但“守俸如井泉，井雖不滿，日汲不竭淵泉”，畢竟可以無憂無慮地生存下去。另外還能“顯爾祖宗，榮爾妻子，貴爾本身”，“立名於天地間，千萬年不朽”。所以，他覺得他對官員們還算是夠意思。
人類史上最大的移民行動
唯有對於農民，朱元璋是關懷備至。因為，農民的利益與他的利益高度重合。在打擊地主階級利益的同時，朱元璋不遺餘力地提高底層人民的社會地位。
元朝社會奴隸製複活，大量貧民因沒有生計，賣身為奴。朱元璋即位不久，就下令解放奴隸。他下詔說：“因元未大亂，所在人民或歸鄉裏，或避難地方，勢孤力弱，或貧乏不能自存，於庶民之家為奴者，詔書到日，即放為良，不得羈留，強令為奴。”並決定由朝廷出資贖還因饑荒典賣為奴者。
在他的政策下，絕大多數奴隸獲得了解放。
元朝時期，地主和佃戶之間貴賤等分甚嚴，元法律規定，地主與佃戶行主仆之禮，佃戶對地主“拱侍如承官府”，在路上遇見田主，“不敢施揖，伺其過而複行”，地主打死佃客，僅科以“杖一百七，征燒埋銀五十兩”，便告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