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朱元璋下詔改變這種嚴重不合理的規定：
“佃見田主，不論齒序，並如少事長之禮。若在親屬，不拘主佃，則以親屬禮行之。”農民和地主的關係，由父子升為少長，身份地位有了明顯提高。
朱元璋起家於起義，也正是在起義中，他親身感受到了普通百姓身上蘊藏的力量。他認為，元朝之所以滅亡，在於“昏主恣意奢欲，使百姓困乏”，“驕淫奢侈，飫粱肉於犬豕，致怨怒於神人”。起自赤貧的他，當了皇帝後仍然非常儉樸。對老百姓，朱元璋也很厚待。朱元璋製定了極低的賦稅水平。在全國大多數地區，老百姓的田賦一般是每畝征收三升三合五勺①，以畝產一石而論，不過三十稅一，也就是說，朱元璋製定的農業稅，稅率是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一甚至更低。與元末相比，實在是不啻霄壤。
為了讓全國官員理解他的這一做法，在這篇白話詔書《大誥武臣》中，朱元璋將道理講得粗鄙而透徹：
①勺，中國市製容量單位，一升的百分之一。
且如人家養個雞狗及豬羊，也等長成然後用。未長成，怎麼說道不喂食，不放？必要喂食看放有條理，這等禽獸畜生方可用。如今軍官全家老小，吃著穿著的，這見受的職事，都是軍身上來。這軍便似他家裏做飯的鍋子一般，便似倉裏米一般，又似莊家種的田一般……似他這般害軍啊，卻便似自家打破鍋子要飯吃麼遙？卻似露天地裏放著米，眼前吃一頓，別的都爛了，明日再要米吃，有也無？卻似莊家種田，本是一百畝，足本家食用，內賣去十四五畝，荒了數畝，尚且要飽飯吃，得也不得……害得軍十分苦楚，望長遠受用，如何能勾？
為了保護弱勢群體的利益，朱元璋還大力建設民政福利製度。
一有災荒，他就心神不安。對災荒的記憶牢牢地刻在他的腦海裏。他說：“朕經常想起寒微之時，不斷遭遇兵荒饑饉，經常靠野菜度日。今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未嚐一日忘於懷。”他開倉濟民，毫不吝嗇。他規定：
“凡地方發生水旱災害，地方官不報告的，許老百姓來申訴，我將對官員處以極刑。”因為瞞報災情及賑災不力，他殺了不少官員。
他執政的特點是對下屬極不放心，要求事事向他請示而後行，唯規定救濟災民可以先行動後彙報。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四月，他命戶部通令全國郡縣：“自今凡遇歲饑，則先發倉廩以貸民，然後奏聞，著為令。”
各地發生水旱災害，查勘屬實，全部蠲免稅糧。沒有災情的年頭，也會挑一些貧窮地區，減免農業稅。整個洪武年間，賑災所賜布、鈔數百萬，米百餘萬，所蠲租稅無數。
除了這些應急措施，他還建立製度化的福利救濟設施。回想起父親生病無錢救治的慘景，他發布命令，令各地設立“惠民藥局”，凡軍民有病而無錢醫治者，給醫藥治療。因為自己做過流浪者，他對無家可歸者的疾苦深有體會，他命各地設“養濟院”，貧民不能生活的入院贍養。月給米三鬥，薪二十斤，冬夏布一匹，小孩子給以上數量的三分之二。這些福利設施幫助人民解決了在舊朝代靠個人力量無法解決的生老病死等困難，使社會上最脆弱群體的生存有了一定保障，顯示出了新生政權對民生的關心，也顯示了朱元璋不忘本的農民帝王本色。
朱元璋知道，他的帝國的最佳統治模式是建立在一盤散沙式的小農社會之上。在他的算盤裏，自耕農越多越好。因為自耕民恰好處在曆代統治者夢寐以求的沒有“餘粟”“餘智”“餘力”的狀況下，隻要他們都能吃上飯，並且沒有渠道自我組織起來，就對帝國構不成絲毫威脅。相反，馴服的小農是專製政權最牢固的基礎，他們的勞動成果也是皇族最主要的財政來源。
所以，朱元璋才要製造一個平均化的社會，使盡可能多的人成為自耕農。這樣，基層社會的每一個成員，體積大小都差不多，不會相互侵淩，也不會相互融合。在皇權麵前，他們都是原子化的個人，對皇權的控製沒有絲毫的抵抗力。
現在，他已經把大的土塊基本上碾成碎沙，不過，這盤沙子在整個中國這個盤子裏的分布還不均勻。
明朝初年，因為連年戰亂，許多地方百姓非亡即逃，土地荒蕪，人煙稀少，官員無人可統治。朱元璋老家鳳陽就是個典型的例子，戰爭過後，鳳陽的人口少至平均每平方公裏僅僅五個人，許多地方一望都是荊棘，走幾天路不見一個人影。
翻開《明史》，荒涼景象在元末明初這個時段比比皆是：
以繁榮著稱的揚州，到龍鳳三年（公元1357年），“城中居民僅餘十八家”。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徐達率師北伐，路過河北，發現“道路皆榛塞，人煙斷絕”。洪武初，濟南知府陳修上奏“北方郡縣，近城之地多荒蕪”。衛輝府獲嘉縣在洪武三年時，“土著不滿百，井閭蕭然”。
直到洪武十五年，致仕晉府長史桂彥良上《太平治要十二條》，還說：
“中原為天下腹心，號膏腴之地，因人力不至，久致荒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