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朱元璋在聖旨中說：“喪亂之後，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謂田土辟，戶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務。”
麵對這種情況，朱元璋動用行政力量，組織了人類史上最大的政府組織移民行動。朱元璋一共組織移民1340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五分之一。這在中國史、人類史上都是空前絕後、絕無僅有的。
“問我祖先在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在華北平原的大部分地區，流傳著大槐樹的傳說。這個聽起來有點離奇的傳說凸顯了朱元璋移民的力度之大，措施之嚴密乃至嚴酷。
心思縝密的朱元璋對移民組織得很成功。他居高臨下，根據各地的人口密度，確定遷出地、遷入地，由各地官員組織護送，並且發給遷移人口一定量的種子、糧食和農具，以使他們到了新地區後能迅速紮下根來，安居樂業。應該說，這是一件便利天下的好事，計劃周密，組織有序，措施得力，可圈可點。
可是，我們現在讀到的關於明初移民的記載和傳說，卻一律充滿了悲苦和辛酸。民間傳說，當時為防止人們半路逃歸，每登記一人，在腳小趾上劃一小口，所以山西移民皆為小趾重甲；長繩捆綁，押解上路。由此人們都養成了背手習慣。連小便都要報告長官，由軍人解開手，才能行事，所以華北各地，都把上廁所叫做解手。
原來，朱元璋不論是為人民辦好事，還是鎮壓老百姓，風格都是一樣的，那就是強悍霸氣。明初大移民是強製性的，誰搬誰不搬，搬多遠，搬到哪，都由政府官員一手劃定，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老百姓一點發言權和知情權也沒有。縱然從長遠看，移民造福於民，然而中國老百姓曆來安土重遷，要說服他們背井離鄉談何容易。
以山西人為例，無論是遷往安徽還是山東，多則四五千裏，少則千餘裏，所到之地又是人煙稀少，荊棘叢生，“既無室廬可居，又無親戚可依”，其艱難困苦之狀可想而知。山西曆來比較富裕，兵亂較少，所以百姓並不願意搬遷。朱元璋僅有的動員手段就是頂在後心上的槍刀，有時甚至是欺騙手段。偃帥縣《滑氏溯源》一文談道：“人們傳說山西遷民，唯不遷洪洞，所以人們都紛紛逃聚洪洞，不料上麵驟然行文，獨遷洪洞……”
通常是，遷民令一下，各地官員就紛紛下鄉，把各地百姓整編成一百一十家為一裏的隊伍，統一到某處集合，點名，發給身份證明，然後由官兵押著，一隊隊出發，奔向天南海北。洪洞大槐樹、蘇州閭門、江西南昌筷子巷和朱市巷，都是這些移民們出發前集合點名的地方，是移民們聽候官員們發號施令的所在，時間久遠，就被移民的後代們傳說成了自己的故鄉。
移民們一隊隊拖家帶口、扶老攜幼，拉著家裏的壇壇罐罐灑淚告別送行的父老鄉親。無論是寒風刺骨的嚴冬，還是盛夏酷暑，在押解人的斥罵聲中，走在前途未卜的道路上，一路上拋下因生病或者饑寒交迫而倒下的同伴。
不管過程怎麼樣，結果是大手筆地改變了中國的人口布局，大大改變了人口分布不均的現象。許多無地少地的民眾得到了屬於自己的“三畝地一頭牛”，可以在此基礎上建設“孩子老婆熱炕頭”的幸福小農生活。因此，按照曆史學家們的標準，朱元璋的大移民功垂千古。
權力決定一切
西諺有雲：“窮人的房子風可進，雨可進，未經允許國王不可進。”
在同時代的歐洲社會，像朱元璋這樣大規模地強製性搬遷，這樣任意剝奪私人財產，這樣心血來潮地命令富人替窮人交稅，是不可想象的。
很多人讀世界史時會發現，書上說歐洲的國王們很窮，要打仗要辦事得向商人們借錢，借得多了還不起，就被商人們控製，不得不聽商人的話，製定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政策，結果資本主義就這樣發展起來了。（在日本也是這樣，到明治維新前，一些大商人家族控製了大部分領主的財政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