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有“大阪商人一怒，天下諸侯驚懼”的民謠。）我們讀了之後大惑不解：怎麼君主還會被商人控製？抄了商人的家，商人的一切不就都是君主的了嗎？西方的君主怎麼那樣笨？
大多數人的想法是典型的中國人的思維方式。雖然私有製在中國起源很早，然而中國人從來沒有真正確立起“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概念。
中國社會和西方社會本質上的區別是組織方式的區別。西方社會是個契約社會。統治者的權力或多或少產生於契約關係中。在封建時代的君主製下，國王隻能對他直屬附庸的封地，在契約性規定的基礎上，享有某些權利，所以“你的附庸的附庸就不是你的附庸”。而在以希臘為代表的民主製下，權力的產生基於這樣一種假設，即每個公民從根本上說都是平等的，所以公民們在一個國家之內共處，首要的是按照公共約定的方式，通過公開的競爭，組織起政府，把權力自下而上賦予它，使它合法地為眾人服務。所以西方行政權力的表情有點像一個雇工，畢恭畢敬，一副被選票所操縱的窩囊樣。
而當古代中國人群聚之時，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明上下，辨尊卑”。
他們較量武力，比賽智謀，來進行與大猩猩群中爭奪首領頗為類似的慘烈鬥爭，用朱元璋的習慣語言，就是“其天下土地人民，豪傑分爭”。最後，唯一的一個勝利者穿著血跡斑斑的征衣，踩著失敗者的頭顱登上王位，對所有人發號施令，生殺予奪，成為天下人民的“主人”，即“遂掃平群雄，使百姓息於田野”。而其他活下來的競爭失敗者和那些膽怯的旁觀者於是立刻匍匐在地，三呼萬歲，從此成為王者統治下的順民，即“諸臣下皆曰生民無主，必欲推尊帝號”。學者林沄等研究“王”字的起源，認為王字本是斧鉞之形，是殺伐的象征。而“臣”字的本義是奴隸，它的字形是一個卑躬屈膝的人。《說文》說：“臣，像屈服之形也。”
同樣是分封製度，中國的封建與西方的封建並不是一回事。兩周時代的分封關係不是在大小貴族之間經過博弈產生的，而是作為最後的戰勝者的王，以全國土地和臣民的最高所有者的資格，向臣下“授民授疆土”。
“授”下去以後，“王”仍然擁有最高的所有權；而且授受雙方之間，隻存在下級對上級的單方麵服從關係，而不存在契約性的相互製約關係。
因為權力的取得沾滿鮮血，所以中國式權力的表情是居高臨下、威嚴無比的，一副天上地下唯我獨尊的霸氣和“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大氣。沒有一個國家像古代中國那樣，政治權力決定著一切。每個社會成員，都被政治權力所牢牢控製。政府與它統治下的人民是什麼樣的關係呢？從這樣一個詞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古代中國稱統治人民曰“牧”，即“放牧”。《淮南子》直截了當地說：“夫牧民者，猶蓄禽獸也。”在以暴力起家的統治者眼裏，被統治者是自己用刀劍獵獲來的豬羊，自己對他們擁有絕對的產權，生殺予奪，任由己便。
有了鮮血和頭顱做底氣，古代中國的最高統治者做起事來，從來都是大刀闊斧、乾綱獨斷，沒有和皮鞭下這些豬羊商量的習慣。上古時代，史載商王盤庚欲遷都於殷，但許多人留戀故土，盤庚聲色俱厲地說：“不聽話的人，我就把他們斬盡殺絕，不讓這孬種遺留在新邑蔓延滋長。”
秦始皇時代大規模的移民、修長城，也沒聽說征求過百姓們的意見。甚至到了清朝康熙時代，尚可一道遷海令下，沿海三十裏內，人民搬遷一空。
如此巨大的行政動員能力，讓西方人驚歎不已，說西方任何一個帝王，也不可能有此威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