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中國的皇帝們不可能預見到西方社會國王終於被富商控製的後果，但他們的政治敏感度確實比西方君主們高多了。戰國時期，中國的統治者們就十分銳敏地認識到，不受專製政權控製的私營工商業乃是破壞自然經濟、威脅封建專製“國本”的大敵，由此形成了一整套同西歐封建專製政權的“重商主義”截然相反的“重農抑商”、“重本抑末”的理論和政策。他們希望把天下人盡量控製在無餘財無餘力的狀態。後來的皇帝們更是知道如果“富商大賈富過王侯”，則意味著他們的政治壟斷地位將受到挑戰，所以中國多數朝代不允許獨立的商人富過王侯，太富了就要“國有化”。
因此西方是經濟支配的社會，而中國卻是權力，或者從根源上說，是暴力支配的社會。西方的權力為經濟發展服務，而在中國，權力是超越經濟的，是指揮經濟的。這是中國和西方社會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區別。
經濟學家楊小凱說，私有財產製度是比民主政體更重要的現代社會的基石。西方社會私有財產權大於政治權力，所以我們從解剖經濟關係入手，可以發現西方社會的一切秘密。當新的中產階級的獨立經濟勢力超過了政府的權力，就有能力進行造反，進行政治上的製度創新，這是資本主義產生的一個關鍵。所以馬克思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然而，馬克思的這句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定理在中國這片特殊的土地上就不準了。中國不可能出現商人造反，隻有不斷重複的農民起義。
因為以暴力為基礎，中國的專製權力這個東西很神奇，它不能生產出一粒糧食，製造一匹布匹，但卻可以支配一切東西。隻要有了權，土地、財富，一切東西都可以源源而來。
如果一個人能掌握國家的最高權力，便可以對天下一切人隨意“生之、任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所以，朱元璋才可以憑一己之喜怒，把國家像揉麵團一樣揉來揉去。
解決百姓穿衣吃飯的問題
經過打擊地主和大規模移民，明初社會終於趨向了朱元璋心目中的理想狀態。洪武三十年戶部統計：全國土地占有數超過七頃的大戶，僅有戶，而當時全國戶數為9490713戶，較大的地主僅占全體戶數的0.15%。全國90%以上，都是小農。
學者黃仁宇說，“很顯然的，朱元璋的明朝帶有不少烏托邦的色彩。它看來好像一座大村莊，而不像一個國家。中央集權能夠到達如此程度乃因全部組織與結構都已經簡化，一個地跨數百萬英畝土地的國家已被整肅成為一個嚴密而又均勻的體製。”
朱元璋成功打造了烏托邦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朱元璋開始努力構建他的理想社會。
在這個理想社會裏，應該人人有飯吃，人人有衣穿。朱元璋投入了極大精力，致力於解決百姓的吃飯穿衣問題。
為了恢複經濟，朱元璋采取了許多具有高度計劃性和組織性的措施。比如為了解決百姓的穿衣問題，朱元璋在洪武元年發布硬性命令：“凡農民家有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如果有田十畝以上，則種植麵積加倍。各級官員要親自督察，如果不種桑樹，就罰他交絹一匹，不種麻和木棉的，罰他麻布、棉布各一匹。”這一規定，要求全國統一執行。
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三月，他又命工部行文，令天下百姓，按國家計劃種植桑棗。朱元璋的計劃偏好使他的經濟指令詳細刻板到令人無法接受的程度。他硬性規定，一百戶要共同種二畝秧，並且詳細規定了種植方式：每一百戶共出人力，挑運柴草燒地，耕過再燒，耕燒三遍下種。待秧苗長到二尺高，然後分栽，每五尺寬為一壟。每一百戶第一年二百株，第二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栽種過數目，造冊回報，違者全家發造充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