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朱元璋對此極為重視。洪武年間，朱元璋利用集權的優越性，集中力量，修建了許多大規模的水利工程。洪武二十八年統計，全國府縣開塘堰四萬九百八十七處。河四千一百六十二處，陂渠堤岸五千零四十八處。這些基礎設施建設大大鞏固了農業的基礎，對明代的農業生產發揮了長久的影響。在大型工程建設之餘，朱元璋甚至還搞了一些民心工程。比如洪武十二年陝西西安甜水渠，引龍首渠水入城，西安居民從此有甜水可喝。
應該說，建國初期，朱元璋用高度計劃和強迫命令的手段，取得了經濟建設的巨大成就，初步顯示了新政權的強大執政能力。不幾年時間，全國的桑、麻、木棉產量就翻了幾翻，有效地解決了人民的穿衣問題。
經過朱元璋的種種措施，幾年間農業生產就恢複起來，大麵積消滅了赤貧人口，解決了人們的吃飯問題。洪武二十四年，全國耕地麵積比建國之初增長了一倍多。而洪武二十六年的歲糧收入，比元朝盛時增加了將近兩倍。
不過，就像他的強製移民一樣，朱元璋的惠民政策強調全國一刀切，並且以國家暴力作為執行力的後盾。這種粗糙的計劃經濟方式集中過多、統得過死，也帶來了一定的負麵作用。以中國地方之大，許多地方不適合種桑麻木棉，但是皇帝命令一下，種也得種，不種也得種，如果不種，懲罰性的課稅必不可少。
極南諸省如福建氣候土地條件不適宜植棉栽桑，可是仍然得上交絹布、棉布。再如中州河南，地罕種桑，“太祖皇帝時要求老百姓種桑，是為了勸百姓勤勞過日子，但卻演變成了一種稅收……到現在為止，河南這個地方不種桑，不織布，每年卻還得交絹布稅”（《古今圖書集成·食貨典·賦役部》）。
《永春縣誌》亦載：“國初最重農桑之政，令天下府州縣提調官用心勸論農民趁時種植，計地栽桑，計桑科絹，府州縣俱有定額。然地各有宜，兩浙宜桑，山東河南等處宜木棉，如永春則宜麻苧，當隨地而取之。今有地不種桑，遞年輸絹，取辦於通縣丁糧。”
朱元璋的烏托邦探索
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烏托邦。而中國人追求“天下一家”的曆史尤其源遠流長。從《禮記·禮運篇》到《大同書》，中國人烏托邦之夢中的集體主義、平均主義思想之強烈性與連貫性為世界曆史所僅見。
在鄉村生活中長大的朱元璋，其烏托邦夢想尤其執著。自然經濟下農民們的生活狀態是男耕女織，自給自足。宋朝詩人楊萬裏描繪過一幅耕織圖：“晝出耘田夜績麻，村莊兒女各當家，童孫未解供耕織，也傍桑蔭學種瓜。”如果風調雨順，鄉村生活充滿平靜和安詳。但這種一家一戶的小生產是非常脆弱的，一有天災人禍，沒有多少剩餘的農民們往往破產。
對這一點，朱元璋深有體會。既然中國的政治規律是“有了權力可以造一切”，現在，朱元璋希望能把自己手中巨大的權力和農民的淳樸、善良、互助意識結合起來，使農民們組成一個溫暖的大家庭，“過失相規，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人人過上勤奮耕織，生活有餘的日子。“如此，貧富何患其不均，詞訟何患其不息，天下何患其不治。太平萬世，理必有然也。”
中國的政治傳統為朱元璋進行烏托邦實驗提供了可能的平台，因為規劃設計全國人民的生活是專製君主應有的權利。《周禮》反複說：“惟王建國，辯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每一代偉大的政治家，麵對自己刀劍征服來的天下，都有一種要在上麵畫最新最美的圖畫的衝動。
他們把自己當成天才的藝術家，殫精竭慮在這片被他刪成白紙的土地上進行美輪美奐的藝術創作。用黃仁宇的話來說，這就是“先造成理想上的數學公式，以自然法規的至善至美，向犬牙交錯的疆域及熙熙攘攘百萬千萬的眾生頭上籠罩下去……行不通的地方，隻好打折扣，上麵冠冕堂皇，下麵有名無實”（《放寬曆史的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