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發現，他的免死金牌成了功臣們如此氣焰飛揚的助推器，他們“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責”。隻要不造反，誰拿他們也沒辦法。
對文官的凶殘與對武將的溫柔
朱元璋帶兵行政，一直以紀律嚴明聞名。開國之後，他的這一作風進一步發揚光大。官員們隱漏公文沒有上報這樣的細故，《大誥》中居然規定一律淩遲。開國之後，他對文臣進行過幾次大規模的集中清洗，如洪武四年“錄（甄別）天下官吏案”，八年的“空印案”，十八年的“郭桓案”，十九年“逮官吏積年為民害者”，二十年“罪妄言者”，聲勢都極浩大。
空印案發生在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按朱元璋的規定，地方政府每年都要向戶部報告地方財政賬目，其數目必須與戶部掌握的數字完全吻合，才能通過，如有分毫差錯，整個賬目就要全部重新編寫。各省離京師遠的六七千裏，近的三四千裏，為了減少麻煩，各地官員都帶上已經蓋好大印的空白表冊，以備賬冊被駁回時，在京城就地重新編寫。
這種情況當然算是違規，不過其實也沒有什麼危害性。因為賬冊上蓋的地方政府大印，都是騎縫印，就是每頁紙上隻有半個印章，這種空白紙張，並不能用來偽造其他公文。各地官員年年都這麼辦，已經成了習慣。
誰料到這一約定俗成的做法居然給天下官員帶來塌天大禍。洪武八年的某一天，朱元璋偶然發現了這一情況。他認為這是天下官員蔑視他的規定，勃然大怒，因此小小一事興起大獄，自戶部尚書周肅以下，各省與此事有關的官員全部掉了腦袋。吳晗在《朱元璋傳》中說空印案殺掉了數萬人。
另一個驚天大案是郭桓案。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有人告發戶部右侍郎郭桓等勾結地方官“侵盜官糧”，也就是把國家的稅糧偷偷占為己有。朱元璋派人調查，發現情況屬實，郭桓以及其他官員們共侵吞了官糧七百萬石。這一案導致禮部尚書趙瑁和六部的左右侍郎以下，都掉了腦袋，各省被牽連被殺的官員和富戶，又有幾萬人。
除了這幾起大案外，中案小案也每年都有。在日常生活中，朱元璋殺起文官來，真是隨心所欲，逸興遄飛，揮灑盡性。他一時不高興，可能幾百上千人就掉了腦袋，因此洪武一朝成了文官們的地獄。
然而，對於功臣們，朱元璋卻異乎尋常的寬容和溫柔。苛刻嚴峻的個性讓他對功臣們違法亂紀的行為不可能置之不問，但與功臣同享富貴的宣言剛剛發布，他不想以這些“細故”，破壞自己“厚待功臣”的良好形象，所以他采取了軟硬兩手。
軟的一手是教育。
天下初定之後，朱元璋就意識到提高老鄉們文化素養的重要性，畢竟一個個都已經是公侯伯爵，人五人六，再像以前一樣，滿口粗話，渾身農民習氣，怎麼配得上他們的高貴地位和巨大權力？因此早在洪武三年十月，朱元璋就給功臣們辦起了學習班，他規定每個月初一十五兩天，找秀才們輪流為諸將講學，給他們講怎麼樣才能成為一名合格的高級大臣，怎麼樣遵守君臣之禮，“庶幾忠君愛國之心、全身保家之道油然日升而不自知也”。
洪武初，禦史袁凱言：“今天下已定，將帥在京師者，於君臣之禮，恐未悉究。臣願於都督府延至通經學古之士，每於諸將朔望早朝後，俱赴都堂聽講經史。庶幾忠君愛國之心、全身保家之道油然日升。”太祖深以為然，遂敕省台延聘儒士，於午門番直，與諸將說書。
除了辦講座，朱元璋還專門組織人給大臣們寫書。洪武八年，朱元璋主編了一本厚厚的大書，叫做《資世通訓》，是一本全國人民（包括僧道尼等方外之人）都要遵守的《大明國國民守則》，其中第二章就是《臣道章》，分為“忠孝、勿欺、勿蔽”之類十七條內容，專門規定大臣們如何忠於自己的職守。朱元璋把這本書頒賜功臣們每人一本，命令他們認真學習，以此對照自己的行為，發現差距，加以改正。
除了教育之外，他還采取了稍為強硬的一手，那就是從約束功臣的部下家人入手，來給功臣和死罪之間建起一道防火牆。
洪武六年，朱元璋命工部鑄造了一個鐵榜，也就是鐵鑄的公告牌，上麵鑄著約束公侯家人的條文。在鐵榜文中，朱元璋這樣論述自己的功臣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