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製定黃冊製度的目的之一，是使富戶多承擔賦稅，從而減輕貧困家庭的負擔，所以他將普通百姓為分“三等九則”。關於上、中、下戶等的劃分，因各地情況不同而有所差別。富戶除了正常稅賦外，還要承擔協助政府收稅等任務，貧戶的負擔則十分輕減。
但是到了明代中期之後，實際情形完全顛倒過來。基層官員們通過造冊，大量營私舞弊，他們不按照實際情況錄入人口、田產信息，通過轉嫁，造成了窮人多交稅役，富人逃避稅役的現實。有實力能鑽營的富戶，在黃冊上都被列為了“下則”貧戶，而一些貧戶卻被無端編在了“上則”和“中則”之中。史學家顧炎武就說：
夫審戶者，原以分別貧富當差，為貧者便。而今曹邑數十年來，豪強戶盡行花詭，盡逃上則；下戶窮民置數十畝之地，從實開報，反蒙並戶。縣官耳目不及周至，貧者並，富者除，往往皆然……卑縣（萬曆）三十三年到任之初，猶執前定戶則以拘頭役，其間家無寸土，糊口不足，叫號籲天者，比冊中所戴中等戶則也；其所稱下下戶者，皆富厚之家所支分節派而來也……（《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三九）朱元璋製定黃冊製度，另一個重要目的是維持戶口分類製度，防止人口自由流動。到明中期之後，這兩個目標都完全落空了。
永樂二年，左都禦史陳瑛說：“以天下通計人民不下一千萬戶，官軍不下二百萬家。”
然而到了正統五年，明朝控製力下降後，軍戶逃亡者居然達一百二十萬人（《正統皇帝實錄》）。衛所士兵遠遠不及規定，有的隻有一半，有的不到十之二三（《大學衍義補》卷一一七，《嚴武備》）。
更為嚴重的是，普通民戶也開始大量逃亡。
宣德時期（公元1426-1435年），江南太倉縣的情況是：
忱（指周忱，時為江南巡撫）嚐以太倉一城之戶口考之，洪武年間見丁授田十六畝，二十四年（公元1393年）黃冊原額六十七裏，八千九百八十六戶；今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造冊，止有一十裏一千五百六十九戶。實又止有見戶七百三十八戶，其餘又皆逃絕虛報之數。（周忱《與行在戶部諸公書》）隆慶時期（公元1567-1572年），福建省福寧州的情況是：
吾州之籍，自嘉靖以視洪武，戶減三之二，口減五之三。自今以視嘉靖，不能加其什一。（《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九十二，《福寧州誌》）萬曆時期（公元1573-1620年），江南應天府的情況是：
……（應天府）圖籍，嘉靖末年戶口尚及正德之半，而今才及五分之一……（同上書，卷十四，江南二，應天府）這幾個例子可見明中晚期民戶逃亡之普遍。這種情況下，裏甲製度也維持不下去了。大多數地區“裏甲寥落，戶口蕭條”（《陝西通誌》卷八十六，《備陳災變疏》），“裏無完甲”（《皇明詔令》卷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