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極端能忍耐與極端的非理性暴力，正是一個扭曲人格的相輔相成的兩麵。在他們順從的表情下，仇恨和惡毒早已日積月累成深潭。現在，所有的繩子都戛然而斷，被壓製在人性最深層的險惡、野蠻以及報複欲望傾巢而出。
在失去理智的那一刻，這個世界上最馴良的人種就變成了最凶惡的一群。秩序現在得為自己的僵化付出代價，這個世界上最保守理智的帝國每幾百年就要發瘋一次，以抒解自己長年累月的壓抑。曆史用這樣殘酷的方式給了他們“公平”，完成了他們的心理舒張。然而，在這短暫的暴發之後，等待他們的，是又一輪幾百年漫長的禁錮和心理摧殘。
為暴力而暴力
除了這些“革命的”或者至少也是迫不得已的、必要的暴力行為，有些農民軍似乎還純粹為了暴力而暴力，“殘酷”有時甚至成了一種娛樂。翻開清人彭孫貽專門記載明末農民起義的《平寇誌》，這種血腥文字比比皆是。
自稱闖王的高迎祥一次劫得了五個漂亮女人，把其中最漂亮的邢氏送給李自成做壓寨夫人。張獻忠則根本不要什麼壓寨夫人，他搶得美女，隻留宿一夜，第二天早起就拉出去殺掉。
崇禎八年（公元1635年）年初，李自成與張獻忠合兵攻取了朱元璋的老家鳳陽。農民軍焚毀了鳳陽雄偉高大的宮殿，燒掉了明皇陵三十萬株參天巨鬆，大火燃燒數日，“光燭百裏”，“士民被殺者數萬，剖孕婦，注嬰兒於槊，焚公私廬舍二萬二千六百五十餘間”。
從鳳陽撤走後，他們又奔向安徽六合。“是日圍六合……裸婦數千，詈於城下，愧沮者磔之。”抓來幾千名婦女，命令她們脫光衣服，向城上叫罵，激城內守兵出戰。誰不大聲罵，就把誰碎屍。這是農民軍慣用的攻城手段。除此之外，他們還“聚小兒百十，環木焚之，聽其哀號為笑樂”。
同年十二月，農民軍攻陷安徽霍山。“是時殺戮慘毒：有縛人夫與父，淫其妻女，然後殺之者。有驅人父，淫其女，而後殺之者。有裸孕婦共卜其腹中男女，剖驗以為戲者。有以大鍋沸油，擲嬰兒於內，觀其跳號以為樂者。有縛人於地，刳其腹實以米豆飼群羊，取人血和米煮粥以飼驢馬。所掠子女百千，臨行不能多帶，盡殺而去，暴酷亙古未有。”
人類暴力想象的翅膀飛不出同一片天空。強迫父親強奸女兒，解剖孕婦驗證嬰兒的性別，這些場麵向前可追溯到商紂或者古羅馬時期，以後在清軍入關以及日本侵華時也屢屢再現。
從良民到魔鬼
這些圍在炸嬰兒的油鍋前大笑的人，可能幾個月前還在田裏勞作。如果那個時候你在田間與他路遇，他會對你憨憨一笑，局促地給你讓路。如果你是個過客，到他家借口水喝，他會熱情地讓你進屋，說不定還會盡地主之誼，從園子裏摘幾個黃瓜讓你嚐嚐。也許是一場天災讓他破產，也許是一次仇殺讓他逃離家鄉，也許他是被路過的農民軍燒了房子，挾裹而來。
然而，短短幾個月時間，他就從中國社會最老實本分的農民角色，轉化為一個以殺人為樂的暴徒。命運改變一個人，就像魔術一樣不可思議，然而又順理成章。人性遠比我們所了解的要複雜得多。
《水滸傳》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有趣的樣本：禁軍教頭林衝本來是一個老實內斂、溫文儒雅的人。然而，在殺了仇敵準備落草之後，為人行事的風格突然大變：他去奔梁山的路上，經過一處莊院，向人家討酒吃。人家不給，他居然拿起長槍來，衝上前一頓暴打，把莊客們都打跑了，他大大咧咧坐下，快意道：“都去了，老爺快活吃酒。”
變化的並不是林衝的性格結構，而是他的自我角色認識。他已經自認為是“準強盜”，一個要靠殺人搶劫活命的人，自然沒有必要再遵循一個良民的倫理規範。自己一個要落草的人，還怕個甚！幹脆就破罐子破摔，一不做二不休，充分享受暴力給自己帶來的自由。到了梁山泊，為了入夥，他急吼吼地尋找無辜的過往客商，要借人家的頭來做送給梁山泊的“見麵禮”。
那些起義的農民們何嚐不是如此？他們被饑餓驅使，被官府所追逐，如果起義領袖的素質不高，不能對他們進行有效的精神動員和紀律約束，那麼他們很容易放棄倫理規範，把自己交給本能，按“亂民”、“賊寇”、“強盜”的活法來活。
就像心理學家早就指出的那樣，暴力確實能給人帶來快感，這種快感還很容易上癮。軍事生涯是艱苦、緊張、枯燥的，折磨俘虜，放縱暴力甚至是許多軍隊裏唯一的娛樂。小俁行男著《日本隨軍記者見聞錄》記載，日本軍人在華燒房子燒上了癮：“有的士兵就這麼說：‘隊長，我不見火災就睡不著，今晚上也讓我燒它兩三幢吧！’”戰場往往使人——不僅僅是日本人——喪失人性。
在明末諸軍中，張獻忠部對這種“娛樂”最為熱衷。
陝北青年張獻忠
明末農民軍的著名領袖張獻忠，雖大名鼎鼎，我們對他本人的了解其實很少。史家的筆墨都消耗在張的“殘酷好殺”上，關於其他事跡，勾稽所得，寥寥無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