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所能確切知道的，是他出生於萬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正是萬曆皇帝的消極怠工愈演愈烈趨於極致的年代，明王朝的滅亡已在此時埋下伏筆。此時歐洲經過文藝複興和宗教革命，正處於與中國擦肩而過超越中國而去的前夜。
那一年，除了這位後來農民起義領袖的誕生，世界上並沒有其他太重要的事情發生。如果努力搜索，還可以列出勉強可算做大事的幾件：英國的莎士比亞在那一年寫出了經典之作《麥克白》；德國的開普勒在《蛇夫足下的新星》一文中記載了超新星的爆發；歐洲人在此年東渡尋找黃金和香料時，首次發現了澳大利亞；也是在這一年，巧克力飲料的配方開始在西方流行。
張獻忠是延安人，黃土高原上裹著白羊肚手巾麵孔黧（lí）黑兩頰坨紅一笑露出一口潔白牙齒的陝北青年。應該會唱幾句信天遊，至於水平如何，就不好說了。
出身當然是貧苦了。祖上是軍籍，也就是職業軍人，那個時代軍人是被人瞧不起的賤業。“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到父親這一輩好不容易脫身出來，做了個走鄉串寨賣些針頭線腦的小販。母親則在農閑時節，織炕席到集上去賣，補貼家用。從小應該挨過餓，受過凍，吃過苦，受過地主家的孩子欺負。這都是很保險的推測。
據說是和李自成一樣，張獻忠被爹媽強扭著脖子送進私塾讀過兩年書。
無奈天性和書本不親，坐不住。在私塾兩年，和同學打了無數的架，大字卻沒記住幾個，父母無奈，隻好任他放他的羊，任由他成天和村子裏的半大後生們廝混。
在陝北定邊，民風剽悍，人們農閑之餘，愛舞刀弄棍，不隻為防身，也是一個娛樂。張獻忠於此道頗有天分，練得也投入。他天性爽快，膽大。
“身材魁梧，剽勁果俠，聲如巨雷，麵目微黃”，朋友給他起了個外號叫“黃虎”。
野史說他，“陰謀多狡”，“及長，益無賴”。很快他就打遍四鄰八鄉無敵手，成了年輕後生裏“有號”的人物。
農村文化生活貧乏，沒事時，隻能糾集幾個同樣好勇鬥狠的朋友，到鎮上的小酒館，像《水滸傳》裏那樣，切上二斤熟牛肉，打上兩角濁白酒，吃得酒酣耳熱，吹吹牛，“教量些槍棒”，說些“江湖上好漢們的勾當”，“賣弄胸中許多豪傑的事務”。回來捎半斤殘酒，順路偷隻雞，偷幾把蠶豆，找個人家賭上一宿，第二天回家挨老媽一頓痛罵，這都是題中應有之義。
從“基層捕快”到“八大王”
張獻忠投身起義以前的確切經曆，在浩如煙海的史料裏我們僅僅打撈上了四個漢字：“捕快”和“邊兵”。
然而，這四個字，包含著相當豐富的信息含量。
地方“捕快”相當於今天的縣公安局刑警。正如我們從通俗小說中了解到的那樣，傳統中國的基層公檢法部門的幹部素質不高，往往是流氓、罪犯或者地方上好勇鬥狠之徒出身。
比如縣公安局的巡警隊隊長武鬆、監獄裏的小牢子李逵都是遇赦的逃犯出身，“曆城捕快”秦瓊同樣有過發配經曆。他們警匪勾結，與黑社會親如一家，並且往往在小說中最終成為“黑社會骨幹”。
被革職之後投身“邊兵”，對失業的張獻忠來說應該是一個既順理成章又無可奈何的選擇。正如前麵所說，舊中國的“軍人”是個被人瞧不起的，幾乎是半囚徒式的職業。
為了防止他們逃亡，政府給他們臉上刺字，對待一如罪犯。他們缺乏自尊，兵餉又常常被扣，所以紀律極壞，視燒殺搶掠為常事。用王學泰先生的話說：“不少隊伍簡直就是流氓團體。”
從“捕快”、“邊兵”四個字裏我們可以推斷，在當上捕快前，張獻忠在地方上已經半流氓化了。“基層警察”整日吃拿卡要的生涯，很有可能使他進一步流氓化。
雖然無法確知張獻忠參加的“邊兵”狀況到底如何，但還是有充分的理由推測，軍隊生活帶給張獻忠的，不僅僅是軍事常識，或多或少，還會有當時軍隊普遍的“兵痞”習氣。
考察張獻忠的性格，我們應該注意到以下事實：在投奔起義軍前，張獻忠的生活一直是失敗的。他的學生時代顯然不成功，大字沒記住幾個，因為愛打架，沒少挨老師的板子。
進入官府，成為捕快，這對社會底層出身的他，是一個改變命運的好機會，然而他沒能把握住，屢屢違犯紀律，最終被革職。
走投無路投了軍，在軍營中他又不遵守軍紀，犯下了死罪。因為軍官陳洪範為其說情，方免一死，挨了一百軍棍，被關入獄中。出獄後，窮無所歸，正值各地起義軍蜂起，遂投入起義軍中。
結合他後來的人生軌跡，我們可以判斷，張獻忠有著一定的反社會型人格傾向。他不甘心居於人下，有著強烈的改變命運的願望。但他又容易衝動與暴怒，情緒極不穩定，不善自我克製，叛逆心理很強，尤其不善於跟上級相處。這一切導致他在正常社會中屢受挫折。如果大明天下繼續太平，也許他一生會在監獄中而不是馬背上度過。
對他來講，生在亂世，生逢其時。
亂世有亂世的魅力。在天翻地覆的明朝末年，一切秩序都被顛倒，一切不可能都變成了可能。公子王孫轉眼間變成了乞丐，昨天的饑民今天卻自封為王侯。懦弱不再是生存的法寶，善良成了悲劇的理由。誰也不知道第二天自己的生活會變成什麼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