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無邊無際地擺在那些想入非非者的麵前，像汪洋大海誘惑幹渴的魚兒。男性的血液很容易在身邊倏乎閃動的欲望中點燃，化作危險的火種。
由軍人而變為“流賊”，張獻忠發現，他作了一個正確無比的選擇。
在官軍裏雖然也有前途，但是畢竟有著森嚴的等級秩序，有著林林總總的規矩，更主要的，有著種種讓人鬱悶的腐敗、傾軋、不公。而在起義軍中，機會似乎更為均等，也更能讓人快意恩仇。勇氣和智慧就是全部的資本，上馬殺人，下馬飲酒，天不收，地不管，何等瀟灑快活！天昏地暗之中，誰知道明天自己還能不能活著。為什麼不趁著心雄氣壯之時，痛痛快快地做一回亂世梟雄，也不枉來人世一回！
投奔義軍之初，他和李自成一樣，不過是一個小小伍長。憑著智力、勇氣和天生的領袖氣質，他和李自成差不多同時在起義軍中出人頭地，成為獨領一軍的首領。李自成號稱“八隊闖將”，張獻忠號稱“西營八大王”。
打仗靠流氓
在諸義軍領袖中，因為性情投合，張獻忠最喜招徠亡命之徒。和張獻忠一樣，張軍的主要成分是“叛卒、逃卒、驛卒、饑民、響馬（攔路搶劫的強盜）、難民”，從職業軍人轉變而來的人尤多。
其中，有不少如毛澤東所說的“匪、流氓、乞丐、娼妓和許多迷信職業家”。“打仗靠流氓”，這是農民戰爭初起時的一個特殊現象。在特殊時期，“流氓分子”也可以發揮特殊作用。
多年征戰，張獻忠的部下都成了老兵痞、“勇敢分子”。這使他的軍隊戰鬥力高於其他的烏合之眾。一位明朝軍官，曾說張的部隊對於作戰是“習慣成自然。每個人臉上身上沒有囫圇個的，鉛子、箭頭，處處皆是。他們暋（mǐn）不畏死，一聽說官兵來了，都興奮異常，聽說要打仗簡直和打獵一樣高興。我方部隊正在觀望害怕，他們卻毫不畏懼，老於此道”。
從這樣一則記載，可以看出張獻忠部起義軍戰鬥素養的高超。張部攻取吉安時，大隊人馬在後，隻有“一騎至吉安城下”，城上見來人少，都“聚觀”這個人要做些什麼。隻見這個人從懷裏掏出一隻鐵鉤，勾住城牆上突出來的灌木小樹，三下兩下，“躍而上”。守城兵大驚失色，“守者驚潰，大隊馳入，城遂陷”。如此勇敢的戰鬥作風和高超嫻熟的作戰技能，當然是絕大部分明軍所不及。
農民的淳樸和殘暴
因為隊伍的骨幹由農民階級的邊緣分子“叛卒、逃卒、驛卒、饑民、響馬、難民”構成，張獻忠部在明末諸軍中把農民階級的人格缺陷表現得最為明顯。換句話說，張部是受底層文化的負麵因素影響最深的一部。
一提起農民，我們的腦海裏立刻會浮現出羅中立油畫《父親》中那個滿臉苦難、善良、堅忍的形象。在我們的思維定式裏，“農民”這個詞總是與“淳樸”、“勤勞”、“仁義”這些美好的詞彙聯係在一起。相反，與“富貴”這個詞距離最近的，卻是“虛偽”、“殘暴”、“為富不仁”。
隨著深入解讀明末四川的那場大劫，思維定式逐漸被打破，可以越來越清晰地看到，由農民為主體構成的底層社會文化除了我們熟知的“質樸”
“自然”之外，還有著“粗陋”、“淺薄”，甚至“野蠻”、“醜陋”和“黑暗”的另一麵。農民們被貧窮和專製統治雙重鐐銬著。在一定意義上，他們是一群“殘缺不全的人”，而張獻忠部則把這種“殘缺”表現得淋漓盡致。
大搶大殺大破壞
張獻忠、李自成出現在史書上時，前麵總是被冠以“流賊”兩個字。時人總結說：“獻忠等發難於陝西延安府，而蔓衍於各省。望屋而食，奔走不停，未嚐據城邑為巢穴，故曰流賊。”
這一總結一點也沒錯。從崇禎三年（公元1630年）到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張獻忠度過了整整十四年名副其實的“流寇”生涯。十四年間，張部在陝西、山西、河南、安徽、四川、湖廣諸省來回大幅度高速度流動，縱橫上萬裏，不斷地進攻，逃跑，轉移，從來沒有固守一地。
流動的目的有二，一是為了躲避官軍的追擊，二是為了“打糧”，即劫掠財物，以養活部隊。攻下一座城市的日子，就是他們的節日，他們縱兵大掠，把豪門富室一掃而空，滿載而歸。當官軍追得緊時，他們就潛入深山，苦挨時日。他們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逃跑和謀生上，久而久之，他們從一群烏合之眾變成了遊擊戰的專家。他們行動飄忽，即戰即走，在官軍的包圍之中穿插來回，波瀾壯闊，驚險重重，也刺激無比。
流動作戰，是中國曆史上那些聲名顯赫的起義軍普遍采用的戰鬥方式。
從唐末黃巢大起義到太平天國前期，莫不如此。從一定程度上說，這是農民起義戰爭的必然規律。因為在起義之初，農民軍與官軍在諸多方麵存在巨大差距。
首先是後勤。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戰爭中後勤的作用至關重要。官兵有著強大的後勤支援，有帝國通過國家機器榨取的軍餉。而農民軍由於素質限製，即使占據了廣大的地盤，也沒有能力在短期內建立一支具有基本管理能力的官僚隊伍，通過賦稅形式給他們提供後勤。他們的後勤供應，隻能靠“搶”。而流動作戰的第一個好處是不必有後勤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