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流動過程中，農民軍打到哪裏，就搶到哪裏，“東西數千裏遊食自如”。在這種情況下，根據地對他們來說，隻是一種累贅。
正規軍雖然擁有後勤資源的優勢，卻也受到後勤的嚴重製約。後勤組織和運輸需要一個過程，因此自然沒有“搶”來得迅速。明朝曾任過兵部尚書的張鳳翼，在總結與農民軍作戰的經驗教訓時說：“賊兵所至，因糧於我，人皆宿飽。而我兵所至，則需要等待糧草，動則呼窘。”通過流動作戰，農民軍把後勤的劣勢變為了速度上的優勢。
除了後勤因素外，在人數對比、武器裝備、技術素養等方麵，起義軍也常常處於官軍的下風。他們通常無力與官軍展開大規模的陣地戰，因此，遊擊戰就成了他們與官軍對峙時的必然選擇。麵對強大的官軍，農民軍取勝的法寶是分合不定，出沒無常。他們的作戰方針，無非是“敵來我走，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追”。
從這個角度來說，流動作戰是農民軍不得已的選擇。然而，從另一方麵來看，這種作戰方式也自有其不可抵擋的魅力。流動作戰痛快淋漓，令人上癮。長期和張獻忠並肩作戰的羅汝才有句名言：“吾等橫行天下為快耳，何（必）專土（專門占據一塊領土）為？”
毛澤東對“流寇思想”有過準確的分析。他說：
“這種思想表現在：一，不願意做艱苦工作建立根據地，建立人民群眾的政權，並由此去擴大政治影響，而隻想用流動遊擊的方法，去擴大政治影響。二，擴大紅軍，不走由擴大地方赤衛隊、地方紅軍到擴大主力紅軍的路線，而要走‘招兵買馬’、‘招降納叛’的路線。三，不耐煩和群眾一起艱苦鬥爭，隻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
張獻忠部正是這樣。在起義的前十多年裏，張獻忠似乎從來沒有過建立根據地的打算。他們迷戀上了這種冒險與流浪。
張獻忠部每攻下一處城池，首先做的事就是大搜掠。搜掠的重點目標當然是豪門大戶，但普通百姓人家也並不放過。就像前麵所引《張獻忠陷廬州紀》記述的那樣，他們主要的搜掠目標是騾馬，因為這是在遊擊戰爭中保持速度優勢的需要。第二搜掠的是金銀。不過張部實行金銀交公的嚴厲政策，所以軍人們對金銀的興趣並不非常強烈。第三搜掠的則是布匹、糧食等後勤物資。
在張獻忠漫長的起義生涯中，我們隻找到了一次賑濟災民的記錄，那是攻下武昌之後，發楚王府金銀給饑民。除此之外，曆史上記載更多的是他的燒殺搶掠。
他和李自成的區別，史書這樣對比：“老百姓對李自成往往開門歡迎，對張獻忠則隻有懼怕。”閱讀曆史記載，我們隻能得出這樣一個感覺：張獻忠部的這些綠林豪傑們似乎視被攻下的城市為自己囊中的財產，視城中的百姓為自己獵獲的獵物。如何處置，完全根據自己的需要而定。
一般來講，搜集完物資之後，他們會縱火，把一座繁華的城市變成一片瓦礫——他們不想把死命攻下的城池完好地留給明軍。
餘瑞紫記載張軍攻下廬州府舒城後，“進舒城掠人，予隨行，見房屋燒盡，骸骨遍地，傷心慘目，潸然淚下。想吾鄉亦如是也”。燒了城市之後，還掠走大批人口，充實自己的軍隊。
他記載，張獻忠充實軍隊的辦法是，“後回營，次日將前後所擄男女，各營喚出若幹。八‘賊’在大門外親點。先點男，分上中下三等，各處站立，各插一旗。女亦如之。隨即配合上等男配上等女，中、下亦然。問有願去家者，另立一邊。少刻，一齊殺之”。
大搶大殺大破壞，這是張獻忠部的一貫做法，也是他們惡名遠揚的原因。在這次進四川前由湖廣撤退時，他不甘心第一次占領了如此廣大的地盤，無所收獲。入蜀的隊伍中，不僅滿載著從湘贛兩省收獲的物資和財寶，還行走著十數萬被強征入伍的湖廣百姓。
《巴東縣誌》載：“十七年（公元1644年）二月，張獻忠盡驅荊州民入蜀，男女扶攜，魚貫而進，越數月始畢。”
張獻忠軍逆江而上，兩岸都是高山峻嶺，山路崎嶇險惡，隊伍拉得很長。且所經地區，人煙稀少，“打糧”困難，隊伍供應困難，一路不斷有人餓死，當然，餓死的多數是被新驅入伍的“楚民”。
《巫山縣誌》記載了當時的慘狀：
崇禎甲申春，“賊”張獻忠盡驅楚民大舉入川，所擄楚中男婦盡食麥苗草根，死者相枕借，大江舟絡繹不絕，兩月始盡。屍橫遍野，江水皆臭，居民所遺無幾。
底層文化缺什麼
底層文化中的第一個缺失，就是人道精神的缺失。在正統文化中，“人命”起碼從理論上，在表麵上，是天地間最貴重的事物。“天地之間人為貴”“人命至重”“仁者愛人”等字眼，充斥儒家經典。
專製法律雖然殘暴，但對人命還保持著形式上的尊重。比如，每年帝國所判的死刑，都要呈報給皇帝，由皇帝親自校核審批，才能行刑。然而，在底層思維中，人命卻是不甚值錢的東西。不但他人的生命不值得尊重，自己的生命似乎也不太值得珍惜。“頭掉了，碗大個疤”，“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