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專一殺人害命的人渣，如賣人肉包子的孫二娘，居然成了底層人民的英雄。他人的性命，在張獻忠眼裏，隻分有用和無用兩種。年輕身壯的，可以為自己衝鋒陷陣或者當挑工、“人夫”，所以是有用的，可以留下。年老體弱的，對自己無用，所以一律殺掉。
當然，不殺也可以，因為殺人是一項費時費力的活兒。不過張獻忠卻樂此不疲，經常殺了一通後不過癮，覺得殺得不夠多，要“補殺”。《張獻忠陷廬州紀》載，張獻忠進廬州後，起先並未大殺。第二天在城樓上發現許多火藥，“隨報，八賊即動氣，大嚷曰：‘這蠻子養不家（即養不熟），我厚待你，這火藥就該說，並無一人提起。’遂令搬火藥來營中，放火燒樓，又傳令進城補放火、殺人、捉人，一人不許放走”。
雖然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繡花，不是做文章，而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但是在某些綠林英雄的性情深處，暴力不僅僅是一種工具，而且更是一種娛樂。
底層社會的英雄，那個為廣大勞動人們衷心喜愛的李逵，他“因為打死了人，逃走出來，雖遇赦宥，流落在此江州”充當獄卒，“為他酒性不好，多人懼他。能使兩把板斧，及會拳棍”，常常在社會上耍蠻使橫，強搶強要，其行徑頗有類於當今的流氓。
《水滸傳》第五十三回，李逵和戴宗在店裏吃飯，李逵不小心把一個老人的麵條打翻，老人揪住他說理，李逵伸手就打，幸好被戴宗勸住，否則，說不定會鬧出人命。及至第六十七回，李逵路經一店，吃了飯不給錢，被店主揪住，李逵索性將他一斧砍了。
這些行徑，在街頭巷尾的聽書人那裏，引來的隻是輕輕一笑，似乎他們喜歡的英雄像頑皮的孩子失手打了個碗碟，益發顯出這個孩子的活潑可愛。
甚至《水滸轉》第四十回這些血腥場景，也是被說書人當成“豪傑行徑”繪聲繪色地說，被數百年間的底層聽眾當成英雄人物的英雄壯舉，如醉如癡地聽：
李逵為救宋江，在江州劫法場時，“隻見他第一個出力，殺人最多”。
本來已經救出宋江，無須再使用暴力，可是李逵卻殺性大起，“當下去十字街口，不問官軍百姓，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渠，推倒傾翻的，不計其數”。後來，晁蓋阻止李逵別濫殺百姓，可是，“那漢（即李逵）哪裏來聽叫喚，一斧一個，排頭兒砍將去”。
平心而論，此時的李逵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變態嗜血的狂魔，是一個十惡不赦的人渣敗類。然而，同時他卻是幾百年間民眾喜歡和崇拜的對象。僅此一例，我們就會判明底層文化的人道精神，對生命的尊重意識，淡漠到了何等程度。由此，我們也多少會理解那些秉承水滸精神揭竿而起的農民武裝，為什麼留下了那麼多血腥和殘忍的記錄。
為何喜歡殺美女
底層文化中的另一個嚴重缺失是缺乏對婦女的尊重，張獻忠部在這方麵表現一樣鮮明。
正如學者王學泰在《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中分析的那樣，正統文化本身雖強調男女不平等，所謂“夫為妻綱”即為明證，但是正統文化還是強調家庭的重要性，強調正妻的家庭地位，欣賞在“夫為妻綱”基礎上夫妻間的“舉案齊眉”，相互尊重。然而，底層文化對婦女，卻是赤裸裸的賤視甚至敵視。
正像電影《搖啊搖，搖到外婆橋》裏的黑幫老大所說：“兄弟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女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而每個中國底層社會男人幾乎都知道：“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在綠林世界裏，女人除了供男人消遣，別無用處。《民國時期的土匪》提道，一個匪首在行軍中僅僅因為妻子小腳走得慢，就毫不猶豫地一槍把她打死。
明末農民軍的首領們，把這種野蠻演繹到了極致。李自成困在巴西魚腹諸山走投無路時，算了一卦，結果是大吉。卜者謂，李自成有帝王之分。於是，身邊人紛紛堅定了奮鬥下去的決心。大將劉宗敏立刻“殺其二妻，謂自成曰：‘吾死從君矣！’軍中壯士聞之，亦多殺妻以從者”。
至於張獻忠對待婦女，那就更讓人無法接受了。
也許是受過女人的歧視或者傷害，張獻忠對漂亮女人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報複心理，他經常說，“天下事皆婦人所壞”。征戰途中，不時有部下向他進獻美女，他通常留宿幾次就借故殺掉。
攻占黃州後，他集中全城的婦女，然後挑那些年老或者貌醜的放走，留下那些年輕漂亮的，強迫她們去拆城牆。這些女人平時哪幹過這樣的重活，許多人手指被磨得鮮血淋漓，昏厥在城下。城牆拆掉後，張獻忠又命令士兵把這些人全部殺死在城下。
在攻打滁州戰役中，因久攻不下，張獻忠聽信了一個陰陽先生的話，到周圍鄉村掠來婦女數百人，“盡斷其頭”，倒埋在城下，露出陰部對著城上，想以此來壓住城上的大炮。這個辦法當然不好用，那次戰役，張軍一敗塗地。
實用主義
底層社會裏物資極度貧乏，饑餓是每天必須解決的功課。在這個環境中生存，不需要太多迂闊的大道理，不需要什麼“終極理想”、“人道關懷”
之類的思想奢侈品，更無法談什麼“獨立人格”、“自由個性”、“主體意識”。每個人首先要麵對的問題是第二天的早飯在哪裏。底層生存更需要的是實用主義和物質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