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用主義被張獻忠發揮到無以複加的程度。綠林英雄們無一不崇尚權謀詐術。不擇手段，心狠手辣，往往能最後成功。張獻忠“為人最狡”，在他的起義生涯中三次受撫，又三次複叛。他心狠手辣，甚至對自己的部下也毫無信義可言，最後退出四川時，居然使用欺騙手段對隊伍中的四川籍士兵進行清洗。
底層文化毫不掩飾物質欲望。《中國土匪》記載，清末土匪們流傳的人生信條是“活著做強盜，做鬼也不冤”、“年輕不刁（欺負）人，到老後悔遲”。《水滸傳》裏英雄們劫了生辰綱之後，並沒見分給窮苦百姓的記載。
《說唐》中賈潤甫等劫掠官家財物，更是單純為了自己享受。
在《水滸傳》第十五回，阮小二在讚美王倫治下的梁山時說：“他們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論秤分金銀，一樣穿綢緞，成甕吃酒，大塊吃肉，如何不快活！”在上山之前，他們想到更多的也許並不是“濟貧”，而是“劫富”。
張獻忠部在大搶大掠之時，似乎也並不以貪財好物為恥。與其他部隊不同的是，張獻忠命令他的部下搜掠金銀充公。撤離四川前，他把曆年搶掠來的金銀沉於江底，有數十船之多。
底層文化是被實用主義、功利主義所困的文化，它缺乏基本的形而上的東西，不可能給中國社會提供新的思想資源。相比之下，倒是正統文化裏，包含了一些超越性的因素，比如“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大同理想。
陷入恐慌的成都人
經過十多年的流動宣傳，張獻忠部的威名已經傳遍半個大明王朝。可惜，“八大王”這三個字是作為恐怖的代名詞被廣為傳播的。在許多省份，嚇唬小孩子的最好辦法是告訴他，再不聽話，“八大王”就會從窗子外麵伸進手來，把他抓走。
所以，完全可以想象到張獻忠部入蜀給四川人帶來的震動。秀才傅迪吉親身經曆了張獻忠據蜀，後來他在年譜《五馬先生紀年》記載了他所見的張部所作所為。
傅迪吉是四川簡州一個小地主的兒子，張獻忠入蜀前，他還在州城裏讀書，日與諸友唱和往來，周圍一片太平景象。及至崇禎十七年（公元年）五月初三，張獻忠進入四川的消息傳到簡陽，平靜的生活一下子被打破了。
雖然張獻忠部短期內不可能到達，簡陽人還是做出了迅速的反應。“六月，州城婦女逃盡”，“七月，破重慶鎮，遠兵逃回，盡剁右手”。這似乎更加印證了人們的判斷。簡陽城裏有的人家幹脆舉家遠遷，到四川邊緣地帶，甚至雲南、貴州等地，去投親靠友。
和傳說中廣大人民麵對起義軍總是歡欣鼓舞不同，簡陽人在等待張獻忠部到來的這幾個月時間裏，受盡恐怖的折磨。越是亂世，謠言越多，三天兩頭有消息傳過來，說張軍馬上就要到了，於是百姓們扶老攜幼，匆匆逃到山裏。然而等了兩日，卻沒有動靜，這才發覺是一場虛驚。
百裏之外的省府成都更是亂成一團。在重慶與成都兩城陷落之間的一個多月，成都居民們日夜被恐怖所煎熬。
史書記載，一個多月的時間裏，成都城內都處於歇斯底裏狀態之中，三更半夜時分，經常有人因為聽到風吹草動，杯弓蛇影，起而大呼。“呼曰：
‘闖至矣！’明日，又呼曰：‘獻至矣！’”於是一城騷動，人們哭爹喊娘，四處躲藏，折騰大半夜，才發現是謠傳。
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在巨大的恐怖高壓下，張獻忠於八月初九幹脆利落地攻破成都，對成都人來說，幾乎是一種解脫。
簡陽當然也很快嚐到了張獻忠兵鋒的滋味。那些早早逃入山中的人被證明具有遠見，因為那些遲遲不願出逃的人中，果然有些人遇到了血光之災。
據《五馬先生紀年》載，成都破後，九月十二，張獻忠部四出掃蕩附近州縣，一支部隊奔向簡陽。五馬橋村附近千餘人聞訊倉皇出逃，奔到附近山上，然而他們的速度無法與張軍的馬隊相比。張軍很快追了上來，他們不得不徒手與義軍“相抗”，被義軍馬兵“盡殺於黑痣灣喜兒潭，水中岸上，無一隙地，此初見殺人之慘也”。
看來，傳說中的大劫，終於要到來了。
“打招安”
然而，等待中的雷霆並沒有馬上落下。
成都城破之後，局部的殺戮當然在所難免。按照慣例，成都城內的王公貴族們大都難逃一死，大小官員被殺的也很多，史書忠實地記載下了他們的名字，但是卻找不到普通百姓們被集體屠殺的記載。
據清人沈荀蔚《蜀難敘略》記載，城破之後的第三天，張獻忠曾經“盡驅城內軍民男女於（城外的）中園，將盡屠之。俄爾天上出現一片雲彩，如同龍尾下垂之狀，張獻忠以為祥瑞，遂免死”。
這個記載聽起來有點離奇。不過，張獻忠並沒有大量屠殺成都居民，是可以確定的。
在四川各地，也沒有出現人們傳說的張獻忠據有一地後必然出現的大搶大掠大屠殺現象。《五馬先生紀年》載，十月初四，張獻忠又一次發兵，“謂之打招安”，即命令附近居民歸順張獻忠部。“隨後即派偽‘都司’姓吳者、偽吏目姓田者下到吾鄉‘招安’。每人給以印信‘西國順民’四字，載在背上，兵不敢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