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獻忠對讀書人的態度一直十分矛盾：既想利用，又十分防範。
如前所述，張獻忠其人非常聰明，而且深沉狡詐，人莫測其端。《張獻忠陷廬州紀》載，餘瑞紫與張獻忠相處數日，“日與八‘賊’（張獻忠）多人共飲食，終日閑談。至於用兵之事，全不言及。凡一切撒探擺駁，並踏看紮營地方，總在夜間發行，人不得而知，即眾‘賊’亦不知也”。
張獻忠行軍打仗，非常善於用計，這一點他比李自成要強許多。他打出過中國戰史上許多經典戰役，史稱“張獻忠用兵最狡”。如崇禎八年（公元1635年）乘元宵節期，以三百人為內應巧取鳳陽。崇禎十四年（公元年），假扮明軍旗號賺取泌陽。次年，扮裝主考學使和赴考諸生而輕取當時明軍吹噓的“鐵廬州”等。
張獻忠也像朱元璋以及後來的太平天國英雄洪秀全一樣，非常善於裝神弄鬼。朱元璋自稱會觀天象，洪秀全自稱能和上帝直接交流，而據記載：
（張）即位之初即妖言惑眾，謂親見天上，見有弓、箭、刀、矛等物。並謂奉上天之命，不特為中國之皇，且將為普世之帝。隨令百官仰視天空，百官等一無所見。獻忠謂今日天不清朗，故爾等未能見之，且其中亦有天意存焉。天顯奇異隻今天子獨見，以便將來代天行之。
但是，不論如何狡猾，張的智慧畢竟都是些雞鳴狗盜的智慧，是來源於《三國演義》、《水滸傳》的權謀文化。史稱，張獻忠“日使人說《三國》、《水滸》諸書，凡埋伏攻襲皆效之”。
從根本上說，他不是一個雄才大略之人，終生未能突破好勇鬥狠的綠林藩籬。他的眼光、胸襟與劉邦、李自成等人相差太遠，缺乏基本的治國策略、用人能力、學習能力和管理水平。明王朝的這個掘墓人，和明王朝的創始者朱元璋在出身、經曆、喜好，特別是殘暴、野蠻、自私等方麵驚人相似。然而在學習、用人、戰略眼光上，二人實在不可同日而語。
朱元璋也是文盲出身，然而在行軍打仗的間隙，能夠不間斷地自學，後來不但熟讀經史，甚至可以做出相當漂亮的文章。而張獻忠以文盲始，以文盲終，一直到死，也沒認住幾個大字。
朱元璋起兵之初，就懷抱天下之誌，每到一地，必先延攬人才，把一大批有識見的士人團結在自己的周圍，大大提升了自己這個團隊的知識素質和策略水平。而張獻忠在讀書人麵前，卻總是感覺不太自在。他的團隊中唯一的一個舉人汪兆齡卻是一個流氓化的士人，唯以捉摸張的心思為務，後期唯知投張所好，不斷勸說張獻忠大開殺戒，最終失盡人心。
張獻忠在刀槍麵前，從來沒有眨過眼睛，可卻永遠弄不明白讀書人腦袋裏那些深奧的東西。在他們麵前，他一直克服不了自卑心理。這使他對讀書人的態度非常矛盾。他取中了狀元張大受。此人儀表堂堂，張獻忠“一見大悅”，賜賞，又賜宴，歡聚一日。大臣們也在旁邊交口稱讚張獻忠取中了人才，將來必然會“輔佐聖明，此國運昌明，萬年丕休之象”。張獻忠十分高興，“複賜美女十人，甲第一區，家丁二十人”。
第二天，張大受入朝謝恩，報名人報上名來，張獻忠聽了，忽然皺眉道：“這驢養的，老子愛得他緊，但一見他，心上就愛得過不的。老子有些怕看見他，你們快些與我收拾了，不可叫他再來見老子。”大臣領命，到宮門口把張大受捆起殺了。
他和這些文質彬彬的人怎麼也親近不起來。他知道，他手中的刀是讀書人最怕的。可他們也僅僅是因此而怕他。這些恪守“三綱五常”的讀書人對他這樣的“叛賊”不但反感，而且痛恨。一有可能，他們會帶頭起來造他的反。所以，在大西國裏，他最不放心的就是書生。
在四川科舉取士，對他來講，更重要的目的是為了把這些讀書人控製起來，防止他們在地方上“造亂”。所以，考過之後，絕大多數人都不予任用，隻令在八大王身邊侍候，寫寫公文。而且考完之後，不管中與不中，都不許回家。《五馬先生紀年》載：
此番較前不同，前番考六等準除名，未取童生不許躲閃，已中者不得寧家，未中者不得在家居住，以為秀才在鄉造言生事，並家眷盡驅入城中，十人一結，一家有事，連坐九家，雖父子、夫婦私居不敢輕出一言。
這樣一來，許多讀書人都燒了書本，脫了儒服，不敢再以書生自居。
《五馬先生紀年》作者傅迪吉的父親一看讀書容易惹是生非，遂命迪吉棄書從商。“家大人有鑒於此，恐冒讀書之名，貽不測之禍，遂命廢業貿易，以免人口實事也。”
治安問題
素質問題，是曆朝農民起義軍領袖的軟肋。
毋庸諱言，揭竿而起的草莽英雄們大都在無“餘粟”、“餘力”、“餘智”的條件下長大，沒有條件接受教育，發展智力。因此，大部分農民領袖都習慣於淺層思維，缺乏係統思維和抽象思維能力。
他們目光短淺，見解狹隘，缺乏想象力，隻恃一時之勇，缺乏一個大政治家所必需的知識儲備、人格素養和智力基礎。他們善於破壞，不善於建設。這也就是為什麼數千年間千百次農民起義裏，隻有劉邦和朱元璋兩個人最終從社會最底層直接走上了皇位。其他99%出身社會底層的英雄豪傑，結局不過四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