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大事未成之前默默無聞地死於槍林之中，這是絕大多數起義首領的結局，比如明末起義那百數十名外號各異的首領。
二是雖一時據地稱王，掀翻了舊王朝，而戰鬥成果終於被貴族們奪去；比如王莽末期，赤眉綠林首義，豪傑紛起，結果卻是把宗室劉秀送上了皇位；而隋末瓦崗寨程咬金們雖一時做了皇帝，最終還是被諳於統治術的前貴族唐王李氏收服。
三是距一統天下隻差幾步之遙，卻終因素質太差，抵禦不住金錢美女的誘惑，意誌崩潰，沉於酒色，最終亡國，比如洪秀全，也可以算上李自成。
四是隻會攻城略地，四處流動，一旦坐了天下，反倒慌了手腳，不知如何是好，比如黃巢。
張獻忠也遇到了黃巢的問題：缺乏策略。
開朝之初，大西政權麵臨的最嚴重問題是治安問題。
由於缺乏建設根據地的經驗，張獻忠雖號稱平定全川，但是在四川大部分地區，仍然是和過去一樣打著“猴子掰包穀”式的“陷不留守”的戰鬥，他隻是在每個州縣任命一兩名軍人做地方官。
由於信不過讀書人，那些被他取中的士子並沒有到各地去充當吏員，因此在這些地方他的統治隻是名義上的，就連一些僅有的軍政措施也未能得到貫徹。隻有成都附近，才算是控製比較穩固的地區。史書記載：“獻忠當時竊據者，川西錦城一區耳。”“獻忠擁兵數十萬……而其威令所懾服者，不過成都前後十餘縣耳。”這些，基本上反映了當時的情況。
沒有基層政權建設和大規模的宣傳攻勢，大部分百姓還是把張獻忠當作“流賊”，隻是懾於張獻忠的威勢，而不是真正心悅誠服。所以，張獻忠的統治極不穩固，麵臨的反對勢力非常強大，在他實際控製地區之外，有無數自發組織起來的地方武裝與他為敵。
張獻忠當然明白他的統治基礎十分薄弱。可是他所能想到的辦法，偏偏隻是曆朝專製統治者用過的無數統治術中最惡劣的三個辦法：一個是警察管製，一個是暴力鎮壓，一個是特務統治。
張獻忠平生唯一崇拜和信奉的就是暴力。他所取得的一切都是使用暴力的結果。張獻忠部從不像李自成部那樣注重宣傳，注重策略，軟硬兩手一起抓。他們一味迷信自己超群的戰鬥力。他們迷信“隻要有刀槍，沒有辦不成的事”。
張獻忠在他控製的地區嚴厲實行保甲製度。如在廣元，“城中不論男女老幼，一律入籍，不能遺漏一名”。
為了保證首都成都城內的安全，張獻忠做了更為嚴苛的規定：首都成都的四城門，不許擅自出入。凡城裏人要出城的，先得到兵馬司遞申請，申請裏得寫明某人到某處，左右鄰居是誰，由某人擔保，某日回城。如果到期未回，先拘左右鄰居及保人斬殺，再不回，則取這家人口，不拘老幼，盡行斬殺。城外入城辦事者，要在左臉部蓋上一個印章。出城時，如果印章被汗水衝掉或者不小心擦掉，看不清楚，則立刻斬首。
與此同時，張獻忠還大行特務統治。他派出大量士兵，裝成老百姓，遊串大街小巷，偵聽人們的思想動態，發現有“訕諷新朝”的人，立刻綁走治罪，以致“雖至親遇於道，不敢相問慰，遙望即各低頭去”（[清]歐陽直撰《蜀警錄》）。
一天夜裏，一個男人在家裏和老婆絮絮叨叨講鄰裏的瑣事，女人說他：
“天這麼晚了早點睡吧，淨說些張家長李家短有什麼用！”第二天，這個男子就被捕了。張獻忠聽了彙報之後，掀髯大笑，說：“這是說我（張）家長，李自成家短。沒事，是良民，放了吧！”
不得不說，與地主階級鬥爭十分堅決的革命者張獻忠，統治勞動人民手段的野蠻下作實在大大過於曆朝反動統治者，甚至包括最野蠻的皇帝朱元璋。和朱元璋一樣，暴力對張獻忠來說，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策略上的需要。張獻忠有時策略性地拒絕理性，因為他深知對非理性的恐懼深植於人性之中。當一個人有足夠的實力蠻不講理時，他最容易得到無條件的順從。
“打糧”
張獻忠麵臨的第二個嚴重問題是吃飯問題。過去，張獻忠部不存在這個問題。他們一貫是“因糧於敵”，“饑則聚掠，飽則棄餘，已因之糧，不知積穡，地生之利，未間屯種”。
雖然建立了大西政權，自稱開朝，然而，張獻忠在帝國經濟管理中的措施卻乏善可陳。最初，他依靠沒收官府和貴族的財產來支持財政，然而這畢竟不是長久之計，不久這些錢就花光了。
於是，他的經濟措施就剩下了“打糧”。所謂打糧，一言以蔽之，就是“搶”，放縱士兵在“帝國”之內強搶。“獻賊每五日十日一發人采糧，如一人不回營，領人管隊小剝皮①，同伴俱斬。”
所打之糧，首要的目標當然是地主大戶，可是張獻忠的兵馬沒有進行過政治訓練，在過去他們沒有區別過地主和人民，進了四川他們當然也不會專搶階級敵人。而是見糧就搶，見豬就殺，見人就綁，綁起來用火燒烤，逼他供出所知的藏糧地點。見到路上行人端著一碗米，也“殺而奪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