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一本企圖為張獻忠“翻案”的傳記指出的那樣：“張獻忠在四川的兩年多時期中……據我所見到的材料，張獻忠沒有采取過一項直接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產的措施……過去流動作戰，靠在各地‘打糧’，如今一住兩年，地主和官倉的糧食很快吃光，幾十萬軍隊不能空著肚子，這就必然要從廣大農民身上取得糧食。”
另一本肯定明末農民戰爭的書，說得更清楚一些：“從現有的材料來看，大西政權在四川沒有實行按土地成人口征收賦稅的政策。幾十萬大軍和各級政權的消費，基本上是依賴沒收和打糧。當時人士傅迪吉和李蕃的撰著中，都描述了大西軍出外打糧的情況。明末社會中，家有餘糧的固然主要是地主，可是這種見糧就搶見豬就殺的政策，必然要侵犯到一般農民的利益。
如果說這種做法在流動作戰時期還有它的合理性的話，那麼作為一個相對穩定的政權，繼續這麼辦就必然走到難以為繼的地步。”
①所謂小剝皮，即將人兩肩膊皮自背溝分剝，揭至兩肩，反披於肩頭上，不與親戚人等與飯食，趕出郊外，嚴禁民間藏留。多有棲古墓，月餘而後氣絕者。
許多大人物一再說：“中國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世界上最好統治的老百姓”。老實厚道的農民們什麼都可以忍受，唯一不能忍受的是活活餓死。
張兵的名聲本來就不好，張獻忠入川後，兵鋒所過，大部分四川農民都逃入山裏，大片土地撂荒。剩下的農民在大西軍打糧隊橫行之時，進行經濟生產已經沒有任何意義，“民遂不耕”，田地大片荒蕪，百姓益發大量逃亡。
在這樣的統治下，“最好的老百姓”不擁護這個政權也情有可原。
農民起義的三大功用
農民起義給中國究竟帶來了什麼？
與其說農民起義“是推動中國曆史車輪前進的主要動力，沉重打擊了專製統治，部分調整了生產關係，有力地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不如說農民起義與專製統治是維持“中國獨特性”的互補兩翼，是同一文化源頭結出的孿生兄弟，它們互為補充，相互促進，同葆中國文化數千年一係，繼繼繩繩。
農民起義帶給中國的，無非是以下功用：
一是消滅人口，減輕了這片土地上的人口壓力，為新一輪人口增長提供空間。
中國的大型農民起義短則一二年，長則延續到一二十年。少則波及數省，多則席卷帝國。一處揭竿，舉國蜂起。秦末、漢末、隋末、唐末、元末、明末農民起義和太平天國革命運動，起義軍人數都在百萬直至數百萬以上。每一次起義，都使官兵義軍雙方軍隊所過之處，殘破殆盡，赤地千裏，血流成河。大的農民起義之後，帝國人口往往下降一半。
西漢末年的綠林、赤眉農民大起義，重要戰區的戶口數大都減少了以上，馮翊（陝西大荔縣）、西河、上郡（陝西延安縣）、北地（甘肅環縣）、朔方、定襄五郡的戶口數則減少了90%以上。
東漢末年的黃巾大起義和其後的軍閥混戰，使泱泱中華隻剩下五百萬人，比今天的上海市還要少一半以上。
隋末農民大起義和改朝換代的混戰持續了十八年。十八年間，三分之二的人民死於非命，人口從四千六百萬銳減到一千六百萬。在混戰激烈的地區如中原、關中一帶，人民幸存的不到十分之一。
太平天國起義隻波及長江中下遊和湘、桂、豫、冀的部分地區，但使大清減少了整整一億人口。
由於繁殖力強，人口問題一直是中國社會發展中的致命問題。每個王朝建立不久，人口就會迅速增長，並於王朝中晚期達到在當時生產條件下土地承載力的極限。消滅人口，是農民起義的首要功能，而曆朝大型農民起義也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從而使漢民族這個繁殖力最強的民族不致因人口壓力而毀滅。
每次大規模反抗之後，巨大的犧牲多少換來了一些發展自己物質和精神力量的有利條件，但由於他們根本沒有西歐農民那種“地方性的團結和抵抗的手段”，付出重大犧牲換來的成果，一般總是在幾十年之內即喪失殆盡，生活又回到原來的。
二是文明的毀滅和劣化。關於農民起義對社會財富的破壞，隻舉兩個簡單的例子就夠了。劉邦即位那一年，竟然選不出四匹純一色的馬來拉禦車，宰相隻能坐牛車上朝。而中國史書有二十四史之多，每代王朝都竭帝國之力，建造輝煌富麗的皇宮，唯一沒有被燒毀的，隻有北京故宮一座，其原因是清朝並不是滅亡於農民起義。
帝王將相遭遇如此，幸存下來的普通百姓的苦難由此可以想見一斑。貴族文化在大動蕩中一次次受到毀滅性打擊，隨著劉邦、朱溫、朱元璋之類的底層人物一次次由社會最底層上升至社會最高層，以實用主義為主要特征的底層文化不斷擴散。
三是專製思維越來越強化，促進專製統治更加周密嚴謹，製度監獄更加牢不可破。中國的正統文化當然包含了全部專製製度的意圖和基因，然而它與底層文化的區別在於，它以王道和大同為麵目，包裝得比較得體，而底層文化卻是對專製赤裸裸的歡呼和肯定。
其實，農民從來不是專製統治的異己因素。他們比其他階層的人更具皇權意識，更崇拜權威。他們甚至比上層社會的成員更認同於專製體製。或者說，農民們的專製性格往往比統治者還要鮮明和強烈。他們最豪邁的宣言不過是“大丈夫當如是也”。他們的家長製作風、權威主義傾向，缺乏獨立思考能力，比統治階級更甚，而他們的統治技術，更為粗獷。這就決定了，一旦他們掌握了權力，他們對階級兄弟往往更為殘忍，他們的統治手法往往更為暴虐殘酷，他們的政權自私性更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