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建立的政權，其等級製度之森嚴為中國曆朝之冠。更為可笑的是，在太平天國這個農民自己的政權中，對官員和軍人的懲罰措施居然有一條是“罰做農民”。
而由底層出身的朱元璋建立的大明朝，是專製程度最深的一個王朝。朱元璋的用人行政，帶有明顯的目光短淺、實用主義、愚昧落後的農民特征。
那些為曆朝曆史研究者所樂道的“均田”、“均富”等平均主義要求，以及摧富益貧的口號，最初都是由儒家創始人提出來的，不是造反農民的發明。
所有的農民起義口號，都沒有超出封建宗法製度的範疇。
中國曆史上數千百次慘烈的農民起義，並沒有帶來基本製度上的突破和創新，沒有為中國曆史衝破循環狀態提供任何可能。農民起義的目的，不在於摧垮不合理的製度，而是進行調整和維護那樣的製度。它是一次大修，是一次保養，是一次升級，而不是一次革命和創新。
農民起義隻是專製主義釋放矛盾的一種調節機製。農民起義如同越獄，而每一次越獄之後新建起來的牢獄，設計得就更為科學合理，抗爆性更強。
農民們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是比以前更嚴密的控製，更堅固的監獄，是更好的馴化，是國民性格上進一步退化。從漢到清，這一規律至為明顯。
“賊之失勢在止”
張獻忠的第三個問題是軍事優勢的喪失。
在明末諸雄中，張獻忠部能脫穎而出，橫行天下，據地開朝，最重要的因素是張獻忠出神入化的遊擊戰術。
在張軍中，騎兵和步兵的比例是“馬七步三”，主力部隊“人人有精騎或跨雙馬”，“介馬有付，去來如風，一日夜踔（chuō）數百裏”。每到一處，在繳獲戰利品時最重騾馬，其他均不在意。
張軍擁有強大的騎兵，史稱：“獻（忠）之行兵，其來也，如風雨之驟至，其去，如鬼蜮（yù）之難知。故數月間或馳江北，或趨楚豫，蹂躪三省，令官兵追逐不暇，即孫子所雲‘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避實擊虛’之法。將帥墜其術中而不覺耳。”
速度帶來主動，而主動是取勝的關鍵。張獻忠部慣於“以走致敵”。張獻忠一生不打防禦戰，在進入四川之前，他的戰略原則就是在任何情況下避免死守一隅，高速度地流動作戰。他們沒有固定不變的據點和進攻目標，從不死攻一城，他們所進攻的地區，正是明軍防守薄弱的空虛地帶。故能避實就虛，節節取勝。
相比之下，明軍則要笨重得多。他們處於明處，每個據點都要駐兵，永遠處於守勢，戰線拉得很長。“我（指明軍）無所不守，彼無所不攻”，他們被龐大的後勤所製約，被起義軍拖著走，要圍則困不住，要追則追不上，經常處於消極、被動的地位。正如張獻忠農民軍所唱的：“前有邵巡撫，常來團傳（轉）舞；後有廖參軍，不戰隨我行；好個楊閣部，離我三天路。”
然而，據地開國後，形勢完全變了。
做了皇帝，就要派兵四處把守自己的帝國。不但是邊境上要列重兵，每個城市都得駐兵來鎮壓地方上的反動勢力。作為一股聚集在一起的“流賊”，張軍聲勢浩大，然而一旦分散到四川各處，張獻忠發現他的軍隊就如同一把米撒進大河裏，轉眼不見蹤影。因為無那麼多兵力可分，他隻能在每府每縣，象征性地駐上那麼千把人。甚至有的縣，隻有縣令一個人是他派去的。這是他不能確切占有邊遠各地的重要原因。
明戶部主事張紹彥說：“賊之得勢在流，而賊之失勢在止。”這確實是至理之言。張的軍事優勢正在流，一旦靜止下來，由進攻變成防守，張軍的劣勢一下子就顯露出來。過去他主動，敵人被動，現在敵人處處主動，他處處被動。在停止流動之後，他們被迫打自己不擅長的防禦戰。
張軍過去縱橫江楚的進攻精神沒有了，叱吒風雲的淩厲銳氣消失了。由於戰線越來越長，他的布防中不可避免地出現越來越多的漏洞和薄弱環節。
那些過去不堪一擊的手下敗將，現在一個個又變得強大起來。
對起義者的再起義
大西王朝建立的第二年，軍事上就出現了敗勢。春，明將曾英突破川東防線，進入四川，攻占了重慶。張獻忠忙派劉文秀反攻，亦被曾英打了個大敗。不久，明朝將領先後占領了四川東部和南部的綦（qí）江、宜賓等重鎮，逐步開始向川西平原蠶食。
一開始，張獻忠尚不以為然。勝敗乃兵家常事，近二十年間，他曾經無數次走投無路，不也是過來了嗎？他毫不慌張，派出人馬，四出征伐。
可是很快，張獻忠就發現不對勁了。他麵對的不僅僅是明朝正規軍的進攻，更可怕的是他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在大西政權的統治下，曆史教科書上難以見到的現象出現了——對起義者的再起義。看到張獻忠出現敗勢，四川各地在富家大戶和原地方官的領導下，紛紛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