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獻忠想必有時也對自己心中經常湧動著的無法抑製的嗜血欲望感到不解，隻有根據自己的知識範圍，自我猜測為身負“收人”的使命。穀城受撫期間，他曾命人為湖北上津縣新修的關帝廟題寫碑文，其中寫道：
焚戮良民，非本心之所願，實天意之所迫。亦知同居率土，開州開縣，有幹理法。無奈天意如此，實不我由。如黃巢往事劫數，固亦莫之為而為也。
這一解釋有著濃厚的文化背景。中國人通常認為那些亂世豪傑，都是“應劫而生”，乃上天差遣下來，收繳人口的專員。比如每個中國人都熟知的《水滸傳》故事，劈頭就是“洪太尉誤走妖魔”，言水滸群雄乃被封鎖於地下的群魔，不慎被洪太尉放出，“必惱下方生靈”。
然而，遍數中國曆史的豪傑人物，坦然宣稱自己身負“下界收人”的使命，並身體力行，樂而不疲者，唯張獻忠一人。
如果生活在今天，張獻忠會是心理學家用來分析“反社會型人格障礙”
的最佳樣本。他讀書期間表現頑劣，成年後不能維持長久的工作，無法遵守社會秩序，行動無計劃，衝動，他報複的強度與受到的挑釁不成比例，他性情異常而智能，認知卻沒有任何障礙，這些典型病狀體現得非常明顯。
特別是，在四十一年的人生中，幾乎找不到他擁有愛心、同情心的證據。雖然一世稱雄，然而在他的眼中，這個世界卻是毫無希望的，他對人生的看法是悲觀至極的。
傳教士慈悲為懷，不忍看到這麼多無辜死在張的刀下，曾冒死對張苦苦哀求。張獻忠卻說：“吾殺若輩，實救若輩於世上諸苦，雖殺之，而實愛之也。”
這句聽起來頗有點玄奧的話，揭示了張獻忠的灰色甚至是黑色的人生觀。這一人生觀在他那著名的《七殺碑》也得到印證：
天付萬物以與人，人無一物以對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碑文翻譯成白話就是：“天生萬物給人，人的所作所為卻對不起上天，所以被殺也是活該，成了鬼，也別怨我。”
每個起義軍領袖都有足夠的理由，對這個世界懷有敵意。張獻忠作為一個社會最下層的貧民，理所當然對這個不公平的社會總是仇恨最深。而張獻忠的問題在於他的敵意不僅僅是對準了社會的不公平部分，成長過程中的一係列挫折，使他對整個社會、整個世界都充滿仇恨。
長期征殺、破壞帶來的深刻罪惡感，進一步破壞了張獻忠內心的完整，他無法對自己進行肯定，越發遷怒於外界，來獲取心理平衡。明末社會黑白顛倒，怪相重重，到處都充斥著一股戾氣。這也給張獻忠獨特的世界觀提供了論據。
張獻忠在穀城複叛時，曾在牆壁上留給大明王朝一些話，“自己之叛，總理（熊文燦）使然”，並把他交往過的所有官員的名字寫在牆上，下麵寫上某月某日索取賄賂多少。在張獻忠的眼裏，這個世界人心敗壞，無官不貪，無人不惡，人人該殺。
兩位傳教士曾經對張介紹天主教教規戒律，張獻忠聞之，非常驚訝於天主教戒律之聖：“讚之曰：‘此法律如此精詳，管理人良心，誠為不二法門。故歐洲各國風俗純美，實由此聖律而來也。然此等法律於川人無益，伊等固執於惡，不從此聖教聖令，寧願從我刀劍之下。故吾奉天地大主之命，殄滅此種僧黨及世上惡人。’”
明末農民起義軍裏有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就是兩大起義領袖李自成和張獻忠都沒有後代。李自成對兩任妻子都比較專一，這兩個女人卻都沒有生育，並且先後與他人私奔。張獻忠則似乎沒有愛過任何一個女人，他身邊的女人經常是在陪宿幾夜之後就被殺掉。並且，張獻忠對漂亮女人有一種難以理解的仇恨，對折磨她們總是有著格外的興趣。
在可信度較高的史料中，沒有發現張獻忠有過孩子的證據，隻知道他認了許多義子。如果猜測這兩位領袖在性能力方麵有問題，也許不能說是毫無道理。在“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時代，這一事實給人帶來的挫折感是今天的人們很難體會的。這也許是強化張獻忠厭世情緒的一個重要因素。
破壞這個世界，多年來是他唯一的快樂來源。操縱別人的生命，則是他感受自我存在價值的重要方式。除此之外，他不知道自己存在的意義是什麼。
在入川之前，關於張獻忠的喜怒無常記載就非常之多。他到漢州時，許多百姓“匍伏道左”來歡迎他。張獻忠很高興，遂賞給每個人一塊元寶。回新都時，同樣有百姓早早地來到道邊迎接他，張獻忠卻勃然大怒：“你們是想要老子的元寶嗎？”折斷路邊的粗樹枝對著人群亂打，當場打傷數人。
正像德國學者弗洛姆所說，“（施虐）是一種把無能感變為全能感的行為，它是心理上的殘疾者的宗教”，“絕對控製另一個生命，等於是把這個生命變成自己的物品，自己的財產，而自己則成了這個物品的神”。
張獻忠的喜怒無常，隱含著的無疑是能夠隨意決定別人命運的從容與自得。對於一個不能在愛，在建設這個世界的過程中找到快樂的人來說，這種感覺是非常重要的。幾萬、幾十萬人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可以由自己絕對自由地任意操控，自己扮演的，不就是人間的上帝嗎？還有比這更讓人醉心的角色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