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獻忠深以為然。恰值大順次年（公元1645年）十一月，大西軍在漢中前線連連失利，清軍節節進川東，川南又逐漸為南明軍隊攻占。張獻忠決定，剿滅各地城市人口，以徹底消除內應。
兩名傳教士較為詳細地記載了屠戮成都的過程：
大順次年十一月（公元1645年）二十二，張獻忠打算剿洗全城居民。他事先安排好一個探子大張旗鼓地跑進城來彙報，說敵軍大隊將到，須當操練兵馬，以作禦敵之計。
第二天，張獻忠動員人馬，做出將赴戰場的姿態。他先召集各營軍官，在高度保密的情況下開了一個會，傳達了“剿洗全城，不留一人”的命令，命令說“成都百姓已暗通敵人，勾引大隊入川，故當剿滅此城居民。爾等各宜秘密準備，不得遺漏軍情”雲雲。眾軍官會後回營，預備明日大屠之事。
第二天，兩位傳教士見張部大軍紛紛出城，聚集在城外的空地上，尚不知他們要做什麼。不久，傳令兵來到，通知各官員並通知兩名傳教士，今天將發生大的變動，各官員應該保護好自己的家人老小，否則，出了事後果自己承擔。兩位傳教士這才猜出張獻忠想做什麼，急忙奔回寓所，想救護自己的幾個傭人。然而，傭人已經被軍人搜出帶走，他們撲了一個空。
這時，除了大西官員家屬外，城內居民都已被挨家挨戶搜出，驅趕到成都南門及東門外。利類思跑到南門城樓，安文思來到東門城樓，希望勸說站在這裏指揮的軍官先不要殺戮。兩個外國人的比比劃劃當然不起什麼作用，兩處已經開始殺人。“無辜百姓男女被殺，呼號之聲，懼絕心目，血流成渠。”
開始屠殺不久，張獻忠親自率馬隊來到南門外沙壩橋邊，親自觀看屠殺場景。老百姓一見張獻忠到來，“皆跪伏地下，齊聲悲哭求赦雲：‘大王萬歲！大王是我等之王，我等是你百姓，我等未犯國法，何故殺無辜百姓？我等無軍器，乃是守法良民，乞大王救命，赦我眾無辜小民’”。雲雲。
張獻忠絲毫不為所動，反而破口大罵四川人忘恩負義，私通敵人，自尋死路。“隨即縱馬躍入人叢，任馬亂跳亂踢，並高聲狂吼：‘該殺該死之反叛。’遂令軍士急速動刑。”
於是數萬士兵齊動手，被殺之人越來越多，呼號之聲越來越稀。最後，舉目四望，隻見成都城外的土地完全被屍體覆蓋，“息靜無聲”，“逐處皆屍，河為之塞，不能行船。錦繡蓉城頓成曠野，無人居住。一片荒涼慘象，非筆舌所能形容”（[法]古洛東《聖教入川記》）。
中國史書還提供了傳教士沒有提及的一個細節：張屠成都時，天陰欲雨，雷聲大作。張獻忠“怒指天曰：‘爾放我下界殺人，今又以雷嚇我耶？’用炮還擊之”。
集權體製的威力
張獻忠也許是瘋了，問題是：為什麼他的數萬部下依然對這個瘋子俯首帖耳，一絲不苟地執行這個瘋子的任何瘋狂指令？
這就是東方集權體製的威力。這個體製的特點就是沒有對最高權力的製約機製，因而會把一個人的英明放大為全體的勝利，把一個人的瘋狂放大為全體的罪惡。在張獻忠之前，有朱元璋出於一己之私，大肆屠殺功臣，而幾乎所有功臣都老老實實地引頸受戮。
至於張獻忠部那些手持刀刃，整日像切瓜砍菜一樣砍殺無辜居民的普通士兵，他們執行這些任務時，內心究竟是什麼心理狀態呢？
在小俁行男著《日本隨軍記者見聞錄》裏，對參加屠殺的日軍的采訪，也許有助於我們理解幾百年前的張軍：
因為經常在戰場上置身於大批的屍體和血腥中，神經都處於麻木狀態了。還不能不承認，每當看見那些大批倒下的日軍戰死者，就會引起一種一心想對敵報複的複仇心，就會閃出嗜虐心理。
那時我們駐下關。我們用鐵絲網上的鐵絲把抓到的俘虜每十人捆成一捆，推入井中，然後澆上油燒死。有種殺法叫“勒草包”，殺時有種像殺豬一樣的感覺。幹著這些，對殺人就會變得無動於衷。因為這對我們來說，太司空見慣了……再者因為是命令也就不去多想了。
那些農民出身的張軍，當然明白他們所殺的人完全無辜。他們不是在報複心的驅使下舉刀的，所以殺人時，他們內心所有的，隻是麻木，司空見慣，“因為是命令也就不去多想了”。
中國農民存在於世上的全部任務是做提供剩餘產品的“順民”。如魯迅所說，曆朝統治者隻恨沒有如細腰蜂一樣的毒針，否則，他們絕不憚於把農民們變成沒有大腦隻會勞動的青蟲。長久被自然、宗族、政權和意識形態捆縛，農民們失去了自我意識。農民的獨立人格、自由個性、主體意識都處於沉睡狀態，他們即使團結起來，也隻能成為別人的工具。
在後麵將看到，張軍在聽到命令把刀鋒對準自己朝夕相處的戰友時，也一樣的不折不扣。這些因為天翻地覆而從任人宰割的羊一變而成為凶惡無比的狼的農民，骨子裏還是充滿著“順從權威，避免思考，永遠隨大流”的羊性。即使在張獻忠辭世，他的繼承人改弦易轍，不再濫殺無辜之後，他們依然奉張獻忠為故主，一口一個“老萬歲”。
恐怖的一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