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三桂覺得，書上說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讀書人就應該是這樣，內聖外王，下馬能文，上馬能武，這才是受了聖人之教，得了聖人之道。對這樣的人，吳三桂從心底裏佩服，他們才是天地正氣之所鍾，帝國希望之所在，雖然滿朝昏昏，但隻要有幾個這樣的大賢，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大明朝就有希望，老朱家的氣數就不會盡。
鬆錦陷落之後，人們都作好了悲痛的準備，等待著洪承疇殉國的消息傳來。毫無疑問，又一個崇高的身影將走進祭壇，做孔孟之言的悲壯殉葬，和蘇武、嶽飛、文天祥們一起享受後代的崇敬眼光。也許還會有《正氣歌》之類的作品留下來，成為千古名篇。崇禎皇帝甚至已經在北京為洪承疇立了祠堂，設了祭壇。
可洪承疇居然就投降了。道德文章的這位光輝代表轉眼就成了醜惡的叛徒，一夜之間，就從高聳入雲的道德殿堂墜入精神地獄。這個角色轉換也實在太迅速了，實在叫人難以適應。
還有舅舅祖大壽。吳三桂和他情同父子。這個曾經威名凜凜後來又身敗名裂的將軍，其實就是一個既慈祥又威嚴的老頭。這個老頭曾為大明江山出過死力，也曾大義凜然在生死之際多次拒絕滿洲人的利誘。隻是最後一次，身家性命和兒孫前途使他作了另一種選擇。
這一次選擇就扼殺了自己的精神生命，以往所有的功績、忠貞，全都被泯滅。大忠大奸，大善大惡，竟然是一念之間判然分野。做人難啊！
一個人的生命價值和尊嚴，竟然不是自我所能左右，而是常常受到你所連屬的社會粗暴而蠻橫的威脅。
一個人，常常會突然陷入外部情勢所造成的精神陷阱之中。比如，所依附的王朝滅亡了，無辜的生命會麵臨盡忠還是求生的考驗；比如，一個婦女的丈夫死了，她麵對的是苦苦守節還是忍辱再嫁的兩難選擇；再比如，一個奉公守法的人，會在突然之間因為自己的親戚犯罪而被株連入獄，雖然自己和這個親戚可能根本不通音信。
在苛刻的道德倫理標準之下，一個人很容易被推入冰炭相激的兩極選擇中，承受自然人性和社會倫理兩方麵同樣強烈的撕扯，而沒有第三條路可走。
王朝板蕩，你不想做忠臣就隻能選擇做貳臣，不成君子隻能成為小人，不成為天使就隻能狠狠心做魔鬼，不進入聖祠就隻能跪在曆史的恥辱柱前。
這裏，隻有道德教條的嚴酷壓力，沒有為現實人性的軟弱和不完美預留一點彈性空間。
在這種情況下，死亡甚至是最簡單最輕鬆的選擇。而活下來，卻需要勇氣。你必須承受社會輿論和內心負罪感的雙重挑戰，這往往是一般人難以承受的，如果一個人的生命力不是足夠強健，肯定要在這種重壓之下委頓，再也難以發出熱量。
《清史稿·祖大壽傳》共四千餘字，其中關於祖大壽降清之後六年之內的事跡記載僅寥寥三十二字：
明年，世祖定鼎京師，大壽從入關。子澤溥在明官左都督，至是亦降。十三年（公元1640年），大壽卒。
這枯燥平淡的幾十字，從一個側麵明確傳遞出祖大壽生命中最後六年生活的壓抑、灰暗：那是一種苟活。
明初有這樣一個故事：元朝末年的禮部尚書危素，在元朝覆亡之後曾投井自殺卻被救出。雖然他是個漢人，可是從一而終的原則卻高於民族分野。朱元璋聽說此事，認為其人忠義可用，把他招來安排在自己身邊做侍從文官。
朱元璋此時也許沒有意識到，自己的這個舉動使自己也使危素陷入了一個矛盾的境地。他因為欣賞危素的忠義而把他救上來，卻使危素陷入了不忠的窘境。他出於利用危素的品質而信任他，卻使自己成了鼓勵貳臣的人主。
在危素盡心盡力地為他服務了一段時間之後，朱元璋突然省悟到了這一點，當然，他是不會錯的，那麼隻能是危素錯了。於是這個危素在他眼裏，怎麼看怎麼不順眼。
有一天朱元璋在便殿屏風後閑坐，危素從門口進來，足聲橐橐（tuò）。
朱元璋問：“來人是誰？”危素答道：“老臣危素。”朱元璋對危素泰然自若的語氣十分反感，冷冷地說：“老臣危素，我還以為是文天祥呢！”
不久，朱元璋舉行朝會，廷臣牽來元宮廷馴養的一頭大象來表演節目。不料，這頭大象可能是到了新環境不太適應，死活不肯表演，讓滿朝文武大為尷尬。朱元璋一怒之下，命人把這頭大象殺了。可是事後一想，卻認為大象是忠於故主，應該褒揚，遂命令予以厚葬。然後，他又讓人做了塊牌子，上麵寫上“危不如象”四個字，掛在危素身上，來奚落這個不幸的老頭。不久，朱元璋找了個借口，把危素流放到了邊遠地方，讓他在屈辱中鬱鬱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