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我又打印了一份,把它寄給了《當代》。
三個月後,我又寄給了《十月》。
在那之後,我學聰明了:我開始了一稿多投。我同時投給三家刊物,並隨時作好收到一家用稿信後馬上通知另兩家的準備。
可是一年之內,我連退稿信是什麼樣的都沒有見過:所有的雜誌都沒有任何回音。
我開始像傑克·倫敦一樣,開始懷疑郵路那頭到底有沒有活人做編輯。
更多的時候,我懷疑自己到底有沒有文字方麵的才能。不過,我初中時確實做過語文課代表啊!
毛時代出生的人都有點不服輸的勁。我下定了決心:我要用三年時間來打通寫作這條路。這三年裏我要寫出三十萬字的東西。如果這三十萬字都不能發表,那麼才可以確認我沒有寫作才能,我會永遠放棄這件事。
六
就在下定這個決心後不久的一天,我又一次忐忑地來到單位的傳達室。
我很怕同事們知道我被退稿,我甚至沒讓任何人知道我投過稿。所以科室訂的報紙雜誌都是由我主動來取。
一堆報紙雜誌中夾著一個中等大小的信封,上麵“《大家》雜誌社”幾個字很明顯。我的心開始砰砰跳動。
辦公室中午正好沒人,我撕開了信封,裏麵的是一幅龍飛鳳舞的行書:
“張宏傑先生:你的《無處收留》寫得棒極了!準確、結實、飽滿。編輯部一致同意向你約稿,因《大家》明年將傾力推出一種實實在在但同時也更為文學、更邊緣化的寫作方向。《無處收留》略嫌偏‘實’,若能再個人化一些,可在《大家》刊發。朱曉樺。”
你可以想象我的興奮。我終於確信,“文學事業”是我想象中的那麼回事兒。有那麼一群敬業的人在操持著人類的靈魂或者心靈。那時的《大家》
創刊不久,上升勢頭很猛,辦得非常有範兒,開本很大,黑色的印有曆次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頭像的封麵做得大氣十足。朱曉樺字體瀟灑的信我讀了許多遍,我想象他一定是一個留著長頭發的青年人。我當天晚上就開始對《無處收留》進行修改,朝著我理解的“個人化”風格靠攏。雖不至於夜不成眠,但白天我大腦中猶如熱戀中的大腦總想著戀人的臉一樣,總是轉著《大家》
那黑色的封麵。半個月後我把稿子寄回去,然後就是數著日子等待。
寫作兩年,終於“夢想成真”了。能在《大家》這樣有份量的雜誌上發表“處女作”,應該也算一個漂亮的開頭了吧?也許過些天,我就會去“春城”昆明開筆會了。
三個月後,第二封信來了,我急切地打開,卻是一盆冷水:“你的《無處收留》送審時未通過,說是暫時不發曆史題材。《大家》雜誌社將要自負盈虧,在如何走向市場上考慮得較多,原來選定的許多稿子都壓下了,你也可以別處想想辦法。”
七
我曾經鐵了心要把處女作發表在一流刊物上,一鳴驚人,一舉成名。我最討厭的事隻有一個:平庸。不過,在《大家》退稿後,我痛定思痛,不得不做出重大退步:除了《無處收留:吳三桂》這篇我最喜歡的稿子之外,我將《蒙古無邊》等其他稿子投給省級文學刊物:我要先踏入“文學圈兒”啊。
首先想到的當然是遼寧省的那本《鴨綠江》,雖然今天可能沒多少人知道還有這樣一本刊物,但在八十年代,它曾經輝煌一時。
標準自減一檔,似乎就一路通暢:一個多月後,我就收到了《鴨綠江》
一位叫李輕鬆的編輯熱情洋溢的回信,然後,一九九八年第二期《鴨綠江》
刊出了我的《蒙古無邊》,於是這篇文章成了我的“處女作”。
從那之後,我和詩人李輕鬆成了朋友。通過和她通信,我才發現,原來我能在這樣一本省級文學刊物上發表作品,其實也是一種小概率事件。她說,發現我作品時,她剛剛從別的單位借調到《鴨綠江》作編輯,一般的編輯都不愛看自發來稿,因為裏麵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不通之作。隻有她這個新手還有興趣翻翻。她很偶然地在堆如小山的自然來稿中,抽到了我的信封。
直到這時,我才知道還有“自然來稿”這一說。也就是說,文學刊物中刊發的,大部分都不是像我這樣直接寫上“某某編輯部收”的稿件。你起碼要寫上具體某個編輯的名字,被拆開看的可能性才更大一些。更靠譜的做法是,先設法與編輯認識。起碼,先要有朋友居中介紹。要不然,你“成功”
的概率就會降低很多。一般來說,一本刊物刊發的“自然來稿”,也許隻占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
我感覺很意外。我所知道的“文學世界”不是這樣的。在我心目中,“文學世界”真有點“高於生活”的意思,它應該是一群不世俗的人按著非世俗的規則操作的事兒。我一直認為作家一開始都應該是“自然投稿”,而編輯對所有稿件都應該是一視同仁。有這個“文學世界”存在,或者說,有這樣一群抵抗世俗的人存在,這個世界才值得生存。所以這一事實對我震動很大,讓我暈頭轉向了許久。我回想起自己苦等編輯們回音的日日夜夜,現在才想明白,也許我投出去的信封,至今仍然沒有打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