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時期的思想和文化，是一個很難研究的課題，不僅東西方語言係統所表達的思想會存在不同的理解，而且書麵出現的思想和實際行為所表現的思維方式，並不一定同步，同時，理論和實踐之間，存在著複雜的矛盾。在這本論文集中，有一批論文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孫中山為同盟會製訂的綱領是“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他的理論基礎，就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這毫無疑問是辛亥革命的指導思想。對作為孫中山個人思想的三民主義的研究已經非常深入，而本次會議，對社會群體在辛亥革命時期的新思想和新文化，以及社會群體在辛亥革命過程中的指導思想，提供了大量深入研究的成果。值得我們作出新的認識和總結。
章開沅教授在論文中指出：“20世紀初，中國社會存在著兩大進步思潮，一為民主革命思潮，一為君主立憲思潮。後者之所以堪稱進步，不僅是與君主專製相較而言，而且是由於其政治主張也包含民主與法製的內容，盡管並非十分明確與完整。這兩種思潮都是經由上海而輻射到東南，乃至全國多數省區，在不同程度上都產生了明顯的社會動員力量。”這是說，盡管維新改良派和革命派在政治上處於對立狀態，但他們在思想上則屬於同一營壘，同時，他們在政治上也有建立同盟關係的機會。
龔書鐸教授和宋小慶副教授在《辛亥革命時期文化四題》一文中指出：“我們也應該指出：革命的文化畢竟不能等同於革命時期的文化。如果從近代文化的角度去觀察，那麼就應該承認，這一時期文化的發展除了得益於革命者的努力之外，不革命的改良派，乃至反革命的清政府也都起了各自不同的作用——這裏麵當然存在著主動追求與被迫調整的差異，以及主觀意願同客觀效果的背離，這都是可以而且需要通過具體的研究作出實事求是的估價。將革命派、改良派以及革命、改良的對象統治者均納入研究的視野，唯其如此，才能愈發彰顯出近代文化的發展作為一個過程、一種趨勢所具有的不可抗拒性。”確實，政權的更迭，並不能否認社會文化發展上的繼承關係，民國後，新式教育的發展，是直接繼承了清末新式教育的發展而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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