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先生在論文中，以一次學潮，即“壬寅潯溪公學第二次風潮”為例，一葉知秋。他分析說：“近代史上，一種相當普遍的情況是，當‘革命’處於自發階段時，其直接打擊的目標，雖然看似同一營壘中的內耗，但衝突所產生的強烈衝擊力和廣泛社會影響，起到動搖和破壞現存統治秩序，間接乃至直接動員民眾的作用。”“具體追究學潮的起因，不一定具有明確的‘革命’性，有時甚至因為革新勢力的先鋒與本體尚未協調，或者本身利益不一致，因而出現激進與穩健傾向相互矛盾的衝突。”這段話，如果我沒有理解錯誤的話，他也是把革命和改良看成同一營壘的吧？
中國近代思潮的演變，在鴉片戰爭前，出現了以龔自珍、魏源為代表的經世致用學派。經過鴉片戰爭失敗的教訓，魏源提出了“師夷長技以製夷”的思想。但是，魏源仍堅持“不變者，道而已”的傳統思想。這一基本思維理路，是洋務派思想體係的濫觴，禁錮著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頭腦。到20世紀70年代，經過太平天國的衝擊和第二次鴉片戰爭失敗的教訓，人們既看到了中外的差距，也看到了中外差距的迅速擴大。以地方上崛起的軍事集團領袖為主，開始了洋務運動的實踐。盡管維新—改良思想開始出現，但直到甲午戰爭前，洋務思想仍占據著主導地位，而且，改良派在接受西方思想的時候，還擺脫不了中國古已有之，也就是崇拜三代之治的複古的思想體係。甲午戰爭失敗後，維新—改良思潮在社會上占據了主導地位，而革命思想也開始出現。然而，不到10年，盡管清政府也接受了立憲的主張，並開辦新政，發展新式教育，但維新—改良的思潮卻讓位給革命思潮。1905年同盟會成立，6年後辛亥革命爆發。維新—改良派和革命派雖然是對立的兩派，但從思想內涵上講，又很難區別，同樣來源於西方，而又幾乎是在沒有思想積累的前提下形成的。他們中間，能夠直接向西方思想界學習的人還很少。即使在革命派中間，也還很少所謂的文化激進主義，反而出現了一批國粹主義者。他們更多的是在政治上有激進和緩進的區別，一個從體製內改革，一個從體製外改革，一個暴力傾向比較嚴重，一個也沒有完全排除暴力。維新—改良派起初有軍事政變的策動，後來有自立軍起兵，再後來又主動發動護國戰爭。因此，他們之間的分歧，我們是從新思想中去尋找他們的差異，還是從傳統思想中去尋找他們的差異？是源於思想的差異，還是直接源於政治利益的差異？也就是說，他們在接受新思想方麵，是不是都還停留在膚淺的層次，並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傳統的行為方式？我們之所以要這樣提出問題，主要是，無論是維新—改良派的思想體係，還是革命派的思想體係，在近代中國都沒有發育起來。我們既要看到傳統思想被批判的一麵，又要審視他們對新思想接受的程度。在這樣的研究基礎上，來理解他們之間的異同關係。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