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繩武教授在《辛亥革命時期的思想解放》一文中，對陳獨秀關於辛亥革命的評價提出質疑：“陳獨秀在1923年所寫的一篇文章中就說：‘1911年10月10日的中國革命，不過是宗法式的統一國家及奴才製的滿清宮廷瓦解之表征。至於一切教會式的儒士階級思想，經院派的誦咒書符教育，幾乎絲毫沒有受傷。’陳獨秀作為辛亥革命的親身參加者，並在思想解放方麵起過作用的人，為什麼會有上述看法？從有關的研究者看來，這很可能與陳獨秀對辛亥革命時期以‘排滿革命’作為宣傳中心有強烈的不滿有關。類似陳獨秀的看法，在學術界也存在著……應該說，這種看法並不符合實際，不是實事求是的。實際上，辛亥革命時期，革命黨人在鼓吹民族民主革命的同時，對緊緊禁錮著人們頭腦的以王權為中心的封建專製主義舊製度、舊思想、舊觀念、舊習俗，也進行了猛烈的衝擊，開展了一場有聲有色的思想解放運動。‘五四’前的新文化運動，實際上是辛亥革命時思想解放運動的繼承與發展。”胡先生關於“‘五四’前的新文化運動，實際上是辛亥革命時思想解放運動的繼承與發展”的論斷當然是正確的，但這一論斷不應該導致否定陳獨秀作為當事人的直覺判斷。現有研究如胡先生所知，辛亥革命宣傳以排滿革命為中心，根據已故劉望齡先生的研究：“檢閱湖北報刊，在揭露社會、批判清政府的落後、反動方麵，做了大量的宣傳工作，而對三民主義的傳播，除民族主義的反清革命宣傳得較為充分以外，民權、民生主義幾乎無所論及。”我們從發行量有限的報刊宣傳上，估計不出社會對新思想的接受程度，其“猛烈”度達到何等程度，更沒有研究。以鄒容為例，一個年輕人抱著狹隘的種族觀念，宣傳民主思想，不就是很矛盾的嗎？這樣的思想體係，能夠完成思想解放的任務嗎？
張豈之教授和方光華教授認為：“20世紀初，中國人文精神的靈魂不是西方個人理性的高揚，而是對於國家民族獨立解放的熱烈追求，這裏便顯示出近代東西方人文精神的差異，這恰恰是了解中國近代文化的基點。”問題是我們不僅要總結出這一點，而且還需要深入討論，中國的人文精神已經完成了現代化的課題了嗎？東西方人文精神已經沒有發展與後發展的差異了嗎？中國社會由於傳統文化、社會發展水平和社會矛盾與西方不同，現代人文精神的發展過程，自然會走不同的發展曲線。但非個人理性的高揚，並不說明文化的先進性，處理國際關係的愛國主義和社會發展的現代人文精神也不是完全同一的一回事。李澤厚先生的觀點，是救亡壓倒啟蒙，個人理性的啟蒙任務不僅沒有完成，而且被救亡阻斷了。可惜，張、方兩先生沒有申述他們對李澤厚觀點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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