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寶五載（746年），王忠嗣指揮唐軍先後在青海湖、積石山一帶與吐蕃作戰，均取得了勝利。
王忠嗣麾下有兩位十分優秀的將領，一位是哥舒翰，另一位是李光弼。
哥舒翰是突騎施人，屬於哥舒部落，祖輩是哥舒部落的酋長，父親哥舒道元，曾擔任安西副都護。哥舒翰家財萬貫，他性格豪爽，酒量驚人，有任俠的精神，是一諾千金的人物。他屬於大器晚成之人，四十歲時父親去世，他便客居長安城。在長安居住期間，曾經遭到長安尉的白眼，看不起他，由是便發憤圖強，仗劍到河西，希望能在戰場上建功立業。
當時河西節度使王倕覺得哥舒翰是一位人才，便提拔他為經略。哥舒翰開始嶄露他的軍事天才，治軍嚴整，三軍無不震懾。王忠嗣接任河西、隴右節度使後，對哥舒翰的才能讚賞不已，提拔他為衙將。哥舒翰雖然是一位胡人，但深受中原文化的影響，熟讀經史，尤其精通《左傳》與《漢書》，對古代的英雄人物充滿敬仰之心，疏財仗義，深得士兵們的愛戴。
李光弼跟哥舒翰一樣，也是胡人。他是契丹人，生於營州柳城，其祖上是契丹的酋長，父親李楷洛，曾擔任朔方節度副使。李光弼年輕時就崇尚氣節，出身於遊牧民族的他自小便善於騎射，跟哥舒翰一樣，他也十分喜歡讀《漢書》，從中汲取古人的精神。年輕時，李光弼便開始軍旅生涯，為人莊嚴堅毅，沉勇有大略。天寶初年，升遷為朔方都虞侯，當時的朔方節度使王忠嗣慧眼識英雄，常對人說：“李光弼日後地位必居我之上。”果然，後來李光弼成為與郭子儀齊名的大唐名將。
在中國曆史上，朝廷內鬥爭的殘酷性，往往甚於戰場。王忠嗣身兼四個節度使之職，大唐的勁兵猛將，盡在掌握之中，這不得不引起宰相李林甫的妒忌。李林甫擔心王忠嗣的聲望太大，總有一天將登閣拜相，這無疑是他的心腹之患，所以不斷地打壓王忠嗣。王忠嗣心知肚明，便堅決推掉了河東、朔方節度使二職，隻保留隴右、河西節度使之職。
王忠嗣在軍事上很倚重哥舒翰。天寶六載（747年）的秋季，王忠嗣命令哥舒翰率軍出擊吐蕃。當時哥舒翰有一名副將，在軍階上與哥舒翰相同，不肯聽命於他。哥舒翰為了樹立權威，竟然將副將擊斃，王忠嗣沒有怪罪他，此後全軍上下對哥舒翰無不畏懼。
哥舒翰之所以敢如此囂張，也是因為他英勇善戰。以往每到秋收季節時，唐軍積石兵營的小麥成熟時，吐蕃就派出騎兵前來搶奪，每次都大掠而歸，唐軍一點辦法也沒有。當時邊區幹脆把這片耕作區叫“吐蕃麥莊”，似乎專門為吐蕃而耕作。哥舒翰到任之後，在秋收到來時，先在農田兩側埋伏士兵，等到吐蕃人進入農田開始搶奪糧食時，伏兵突然殺出，截斷吐蕃人的退路，然後兵營中的大軍傾巢而出，將吐蕃軍隊包圍起來，前後夾擊。這些來搶糧食的吐蕃部隊全軍覆沒，無一人漏網。這次戰鬥之後，吐蕃人再也不敢冒險前來奪糧，這樣就確保了前線的糧食供應。
王忠嗣很清楚地看到，大唐與吐蕃在玄宗時代打了幾十年戰爭，雖然稍占上風，但是卻無法擊敗吐蕃，吐蕃的軍事力量仍然十分強大，唐與吐蕃陷入曠日持久的拉鋸戰之中，這是一場消耗戰。雖然玄宗皇帝自恃國力強大，有開拓疆土的野心，但是吐蕃政局穩定，並占據青藏高原的天險之地，易守難攻，要消滅吐蕃談何容易。
從突騎施與突厥兩大敵對勢力的敗亡中，王忠嗣得出一條結論，隻有當敵人內亂時，大唐才有機可乘，所以他耐心地等待並觀察吐蕃政局的變化。
一心想開邊拓土的唐玄宗顯然按捺不住了，他下令王忠嗣進攻被吐蕃奪走的石堡城，但是王忠嗣倔強地拒絕了。
王忠嗣上書唐玄宗：“石堡城憑借天險與堅固的城防，吐蕃又以舉國之兵力屯駐在附近，如果我們兵臨城下，非傷亡數萬人不能攻克石堡城。臣以為以如此高昂的代價得到此城，得不償失，不如厲兵秣馬，靜觀吐蕃局勢的變化，一旦有機會，便可乘機西取吐蕃。”
唐玄宗看了王忠嗣的上書後，心裏十分不痛快，暗暗想到：“王忠嗣啊王忠嗣，我把天下勁兵都交給你，你卻要違抗我的命令。”
王忠嗣不幹，自然是有人要幹的。
將軍董延光自告奮勇，請求襲取石堡城。
這下唐玄宗高興了，當即指示王忠嗣，分派一部分兵力，協助董延光襲取石堡城。對於皇帝的指示，王忠嗣不得不聽從，但卻陽奉陰違，董延光所提出的要求，王忠嗣總是拖拖拉拉，並不積極配合。
這下子董延光憋了一肚子的怨氣。
董延光可是皇帝親自指派的大將，不好得罪啊。此時李光弼找到王忠嗣，對他說：“大帥愛惜士卒的生命，所以不想攻打石堡城，雖然表麵上接受皇帝的命令，實際上卻想阻止這次軍事計劃。但是大帥不要忘了，這次軍事行動乃是皇帝批準的，如果董延光不能奪取石堡城，必然歸罪於大帥。依末將之見，現在軍中府庫充實，不如先未雨綢繆，拿出幾萬段錦帛，堵住他的口。”
王忠嗣歎了一聲道：“現在拿數萬將士的生命去奪取一座城堡，即便得到也不足以擊垮對手，得不到也無損於國家的安全，所以忠嗣不敢做這樣的事。忠嗣現在倘若被皇上責備，頂多就是調回都城擔任金吾將軍、羽林將軍，再糟也就是調到黔中地區當幕僚，我又豈可拿數萬將士的鮮血來保住我的官帽呢？李將軍，我知道你也是為我著想，但我已經下定決心，你不必再說了。”
李光弼聽了之後以尊敬的口氣說道：“我隻是擔心大帥受到牽累，所以不敢不說，今天看到大帥有古賢者之風，非光弼所能及也。”
由於王忠嗣的消極配合，董延光根本無法完成攻克石堡城的任務，他非常氣憤，上書唐玄宗，狀告王忠嗣阻撓整個軍事計劃。
這件事情，根本分歧在於對戰略的理解不同。在唐太宗以及唐高宗的早期，唐軍的戰略意圖都是立足於大縱深突進，以殲滅敵軍有生力量來打垮對手，所以不戰則已，一旦開戰，必然是規模龐大的總體戰。但是從高宗後期經武則天到唐玄宗，唐軍已經失去早期的大縱深戰略思想，而是立足於一城一池的爭奪，所以戰爭雖然曠日持久，但卻無法製敵於死地。從王忠嗣的話中，可以看出他已經放棄這種逐城逐地爭奪的軍事觀念，寧可坐等時機的成熟，一擊致命。
然而王忠嗣的致命錯誤，在於低估了朝廷內部權力鬥爭的殘酷性，以李林甫為首的權臣，抓住他的這次違抗軍令的把柄，準備置他於死地。
董延光的狀告已經令王忠嗣的處境相當不妙，李林甫火中加油，指使人狀告王忠嗣，稱王忠嗣自小生活在宮中，與太子忠王李亨打小就是好朋友，準備出兵擁護太子登上皇位。平心而論，對於王忠嗣這位烈士之後，唐玄宗對他一直非常信任，甚至讓他兼任四個節度使之職，兵權之重，為唐開國以來所僅有。但是李林甫的這次發難，拿捏的時機真是恰到好處，對皇帝的指令，王忠嗣陽奉陰違，這不得不使唐玄宗對王宗嗣的忠心打了一個大大的問號，在這個時候忽然又有人告發王忠嗣企圖謀反，唐玄宗怎麼能不深有戒心呢？於是一紙詔令召回王忠嗣，並交由三司（禦史台、刑部、大理寺）共同會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