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的《布禮》中有各種語式，但基本上是用第三人稱敘述寫成的。其中的直接自由式轉述語隨處可見，《布禮》中真正的內心獨白是第五章中間標明“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八年”的很長的一節，在這之前，標明“一九五八年三月”的一段，是直接引語，是鍾亦成向淩雪表明他對黨的忠誠和自我檢討個人主義。然而在這一節(整整五頁中)，說話者(鍾亦成與淩雪)以“我們”自稱，而完全沒有引號或引導語。從一開始的：
我們是光明的一代，我們有光明的愛情，誰也奪不走我們心中的光，誰也奪不走我們心中的愛。
全節都是第一人稱，說的是心中想的沒說出來的話，“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八年”這樣奇怪的時間標誌就表現這是他們的一貫想法，而不是某個特定場合說的話。而到下一節“一九五八年四月”，就直接轉入第三人稱敘述，剛做了“右派”的鍾亦成與淩雪結婚。顯然，這一大段是他們的自我辯解，因此，用內心獨白體是順理成章的事。
內心獨白在西方文論史上，一直與意識流問題糾纏不清，有一度時期有不少人認為內心獨白是一種技巧，而意識流是一種文類。換句話說，意識流是內心獨白小說作為一種體裁的名稱，所指的是同一種技巧，這看法是錯的。
直接自由式轉述，內心獨白，意識流，是三個互相關聯的概念，直接自由式轉述是基本的語式，用這種語式來表現人物內心沒有說出來的思想過程，就成為內心獨白，而意識流是某一種內心獨白，即用直接自由式轉述語寫出人物內心的無特定目標，無邏輯控製的自由聯想。因此，當內心獨白不是表現這種自由聯想時(例如上麵舉的《布禮》例子)，則不能算意識流。
在歐美現代文學史上，這些術語混淆時期很長，內心獨白(Lemon-ologueintérjeur)這個術語，原先卻是用來指意識流。法國批評家瓦萊利·拉爾博1922年評論喬伊斯小說的文章中最早使用此術語，此後，於1931年，被最早寫意識流小說的法國作家杜紮爾丹使用於《內心獨白》一書。而我們知道，“意識流”這術語早在20世紀初就由美國哲學家兼心理學家威廉·詹姆士發明，並被借用到文學批評領域，而典型意識流的小說杜紮爾丹的《砍了桂樹》(1887)，寫作年代更早。20世紀初，英國女作家朵蘿西·理查森的《遠行》係列小說也自覺地使用了意識流技巧。因此，西方文論界長期認為內心獨白是意識流的分支或意識流的語言表現。
這個問題上典型地暴露出理論落後於創作的情況。直到意識流小說已經不時興了，人們對意識流的研究卻才開始，對於其基本機製還爭論不清。
羅伯特·亨弗雷的論著《現代小說中的意識流》，把問題引到了關鍵——意識流不僅是一種技巧，它與內容有關：
意識流小說有其題材內容獨特性，是題材內容，而不是技巧、目的、主題，把它與其他小說區分開來……它們的最中心內容是小說中一個人物或數個人物的意識，也就是說所描繪的意識成為一個銀幕，小說的材料投射在上麵。
雖然他還沒有對幾個相關概念作出明確區分，雖然他還沒有指出意識流的關鍵在於表現意識的“無目標式自由聯想”，但意識流的確不隻是一個轉述語方式問題。
奧爾巴赫在其名著《模仿》之中，對意識流的內容作了比較確切，但稍嫌散亂的定義。他認為，意識流表現的是：
對處於無目的，也不受明確主題或思維引導的自由狀態中的思想過程加以自然的，可以說自然主義的表現。
那麼，什麼是“意識流小說”呢？顧名思義，是意識流手法和內容多到一定程度的小說。這就難了，這個數量標準不好定。伍爾夫《達拉威太太》是典型的“意識流小說”，但她的《到燈塔去》就不太好判斷了。可以說，絕對的，從頭到尾都在意識流之中的小說恐怕沒有，因為從頭到尾都用直接自由式轉述語，實際上就沒有不同敘述語式的對比，也就失去了直接自由式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