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些作家試圖使敘述成為與事件同步的記錄，至少給人一種“同時性”的印象，這樣，時序就似乎變成了航海日誌那樣的純時序，似乎不再包含因果關係。這當然是一種假象，我們在第四章中已經討論過，任何敘述都是事後的追述，小說是在底本的事件全部結束後才進行敘述的。但是這種假象有時真起一點作用。
《尤利西斯》就給人一種強烈的印象，似乎敘述者像一台記錄儀器，在跟蹤布魯姆，記錄下他的任何行動和想法，直到他睡著，隻好再去記錄他的妻子毛利的胡思亂想，似乎沒有任何敘述加工，因此時間也就成了純時間。
當時序越來越複雜，小說可從任意點開始，也可以在任意點收場，這樣事件在因果鏈中的位置也不確定了。沒有因果的推進，事件就是中性的；沒有時間的推進，事件就是靜態的。人物在這樣的小說中，就沒有“性格發展”，因為性格發展本來就是有前因後果的事件組合。敘述的展開就似乎隻是揭示一個靜態的畫麵，或者是朝縱深發掘人物內心，而不是橫向地展示人物的發展。
加繆的名著《局外人》就給人這樣的印象。小說中講故事的過去時態與人物思考的現在時態不斷交錯，好像電視中預先錄好的鏡頭與現場轉播的鏡頭交替出現，叫人不清楚究竟何者在前何者在後。而主人公經曆了一係列重大的變故，現在麵臨死刑，卻依然故我，毫不動心。我們通過這一係列事件所見到的，不是環境變化(因)如何使人物產生反應(果)，而是人物如何在經驗中發現自己。
時間結構最為複雜的，或許是馮尼戈特的小說《五號屠場》，小說的主要內容是盟軍1945年初對德累斯頓屠殺似的濫炸。小說中比利的屢次作時間旅行，作為小說的敘述時間：比利1922年出生於紐約的伊利昂，1976年死於暗殺。而小說中比利首次的時間旅行是在第二章中，那是1944年，比利在戰場上：
正是這個時候，比利第一次從時間鏈上脫開了。他的注意力開始在人生的弧線上大幅度擺動，進入死亡領域。那裏紫氣四溢，沒有任何東西。接著，比利在擺動中又重新晃回人生，向後倒行，直至出生前的階段。
在死與生兩端遊走之後，比利從戰場上來到了1965年，他41歲，到養老院探望年老體衰的母親。接下來，他又時間旅行來到了1958年，去看兒子的棒球賽。又來到1961年，是新年前夜，比利喝得爛醉。被人搖醒後，又回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他被俘了，在德軍的後方。
這樣讓人物不斷的毫無時間秩序的在生與死之間活動，各個時間之間就沒有了前後順序，沒有了因果聯係，就像小說中說的那樣：“他同時置身於兩地，既站在1994年德國的土地上，又在1967年駕駛著他的卡迪拉克車行駛在美國的公路上。”
更離奇的是：主人公在外星空間度過的一段日子和主人公與外星人的對話。或許這些旅行都不存在，這隻是主人公的精神分裂症狀而已。年輕主人公糊裏糊塗上戰場後，便猶如一顆塵埃一樣無法控製自己的命運，不知道自己何時會喪命於轟炸之下，命運處於極端的不可知狀態。便會出現這種幻想。沒有時序的敘述也展現出了全書主題：“關於一場大屠殺沒有什麼合乎理智的話可說。”
有文論家稱這樣一種極端的非時間化為“垂直時間”(verticaltime)，因為一般的時間是在橫軸上的，是水平發展的，是線性的。一旦事件擺脫了時間以及附著在上麵的因果，它隻能朝深度發展。它的先決條件是個人從循環往複的或曆史式的線性時間中解脫出來。
勞利認為有三種時間，宇宙時間，可用圓圈象征；曆史時間，可用水平延伸線象征；存在時間，可用垂直線象征。勞利的“象征”(Symbolized)一詞用得很好，時間的空間化隻是個比喻或象征而已。
曆史，正如編年史所顯示的，不受因果關係控製。底本也不受因果關係控製，述本的再時間化，敘述的時間加工，使事件的時間關係被因果關係所淹沒，而述本的非時間化則再次淡化由於敘述加工而形成的因果關係，這種非時間化加工，不是回複到底本時間(《尤利西斯》等作品給人以回複到底本時間的假相)，而是通過取消時序關係來取消因果關係。這樣兩種模式的敘述實際上為兩種曆史觀服務。再時間化認為曆史(或現實，或底本)有必然的因果規律可循。像亞裏士多德，像福斯特，像一切理性主義的曆史學家(寫作曆史書的人)，用自己的穩定價值體係和規範去抽取曆史事件，刪剪曆史事件，從而使曆史被敘述化，被納入一定社會文化形態的框子，用句老話來說，曆史百依百順地被打扮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