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曆史學家們肯定要抗議，說那種隻記錄個別事件的曆史敘述是“斷爛朝報”式的編年史，曆史敘述的任務正是找出曆史事件之間的必然聯係和曆史發展的規律性。而且許多文學理論家也一直在抗議：過於關注共性實際上造成一部分文學(例如新古典主義時期）作品的說教傾向，藝術關心的是真正的“這一個”，是有意義的個性。
因此，曆史敘述與文學敘述如果有區別，恐怕是程度上的區別，即采自曆史記錄的部分與想象的部分在比例上不同；使用各種加工手法的程度不同(例如曆史敘述就不可能用直接自由式轉述語)，時間變形的劇烈程度不同，最主要的，恐怕是曆史敘述中敘述者與隱指作者幾乎全部複合使主體意識幾乎全部集中到敘述者身上，造成主體意識的單一化。有鑒於以上情況，我們可以同意美國文論家羅伯特·斯柯爾斯的看法。他認為曆史敘述實際上處理“虛構性寫作”的一端，另一端是幻想小說。純客觀的曆史敘述是不可能的，完全沒有現實生活影子的幻想小說也是不可能的，把這兩種不可能的極端排除，我們就看到從曆史敘述中想象成分較少，或很少，而各種體類的文學敘述，其中虛構或想象成分越來越多。
曆史與小說在中國古典文學中，一直是有意被混淆，從而造成中國傳統小說的特殊形態。中國史學傳統異常發達，《左傳》和《史記》是曆史敘述的楷模，同樣也是文學敘述的最高楷模。筆者覺得，中國曆史敘述的高度發展，實際上在很長時間內填補了文學敘述闕如而造成的空白。印度無曆史敘述而小說史詩極為發達，希臘曆史敘述遠沒達到史詩和悲劇的高度，而中國讀者聽眾可能以曆史敘述來滿足對聽故事的自然的渴望，這正是中國敘述藝術發達較晚的原因。所以“史統散而小說興”。
說小說“信實如史”，是中國曆來對小說的最高誇獎。早期的文言小說，公元4世紀葛洪的《西京雜記》，自稱“(劉)歆欲撰《漢書》，編錄漢事，未得締構而至，故書無宗本，止雜記而已。”葛洪說他現在加以編錄，“以裨《漢書》之闕”。曆代正史的書目誌也一直把此書編入“史部”。一直到18世紀，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頌此書，用的語言正是葛洪希望聽到的——他的擬史目的完全達到了：
其中所述，雖多為小說家言，而摭采繁富，取材不竭。李善注《文選》，徐堅作《初學記》，已引其文。杜甫詩用事謹嚴，亦多采其語。詞人沿用數百年，久成故實，固有不可遽廢者焉。
用白話小說經典而應“慚悔終生”或“枷號三月”，同樣“小說家言”(即虛構無實據)，文言小說能“久成故實”，說明文本地位不同，慕史的效果可以完全不同。
自此後，論小說者，都用這種方法來“抬高”小說地位，稱之為“正史之餘”，“國史之輔”。遠識如李贄，也用同樣方式為《水滸傳》辯護：“何若此書之為正耶？昔賢比於班馬，餘謂進左丘明，殆有《春秋》之遺意焉，故允宜稱傳。”
細讀唐傳奇小說，可以發現幾乎每篇都屢述各人官職以及確切日期，以求史傳式的真實感。《唐人小說》的編者汪辟疆指出王度《古鏡記》的手法就是“緯以作者家世仕履，顛倒眩惑，使後人讀之，疑若可信也”。沈既濟的狐妖故事《任氏傳》唯恐故事不足為信，用了一個相當長的後設超敘述結構，幾乎全是各人的官職，用來造成史傳效果：
建中二年，既濟自左拾遺於金吳，將軍裴冀，京兆少尹孫成，戶部郎中崔需，右拾遺陸淳，皆適居東南，自秦徂吳，水陸同道，時前拾遺朱放因旅遊隨焉。浮潁涉淮，方舟沿流，書宴夜話，各徵其異說。眾君子聞任氏之事，共深歎駭，因請既濟傳之，以誌異雲。
而且，從唐傳奇開始，中國小說特別注意時間的明確性和完整性，用以追求曆史敘述那種時序的整飭。《古鏡記》一開始就說明故事發生在“大業七年五月”，以後每個片斷都有時間，最後古鏡消失是“大業十三年七月十五日”。這種詳記時間的方法，在明清筆記小說中並不多見，筆記小說似乎是直接繼承兩晉逸事小說傳統。但是在白話小說中，把時間交代清楚成為必不可少的事。《三言》一百二十篇小說，情節發生具體年代不清的隻有三篇；而《十日談》一百篇，說得出年代的沒有幾篇。據張竹坡說，《金瓶梅》也有年表式的時日，雖然有個別對不上的地方(李瓶兒該雲卒於政和五年，乃雲七年)，但張評一定說是有意“錯亂其年譜”。
追慕曆史敘述的樣式，在白話小說中是比較難的，因為所用的語言完全不同了。但是這並不能使白話小說作者放棄這種“慕史”意識。
《水滸傳》第四十一回結尾宋江夢見九天玉女，其預示下回內容的對句為：“正因玄女書三卷，留下清風史數篇。”《紅樓夢》明齋主人“總評”說：“賈母之姓史，則作者以野史自命也。”而張竹坡幹脆說金瓶梅是一部史記。當然，我們可以說這裏的“史”隻是說說而已，作者們知道他們寫的不是曆史。但是，至少像曆史一樣據實直錄是抬高小說身價的。
由於慕史是基本要求，要寫小說就得讀史。羅燁在《醉翁談錄》中列出白話小說作者的必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