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文詞雖則簡要，卻雄辯地引向一個結論：詩比曆史優越。曆史敘述已經發生的事，而詩敘述可能發生的事，由此，詩處理一般性而曆史處理個別性。結論是，文學(詩)比曆史事件更接近真理。曆史和小說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敘述模式，曆史企圖追尋事實，而文學(詩)一端夠及必然性，另一端夠及可能性。文學想象力在文學中提出的是“如果……那就會怎麼樣”，因此它在哲學上更觸及深層的意義——即所謂“詩的真理”(poetictruth)。
在中國藝術思想史上，一直沒有人觸及類似亞裏士多德式的命題。“天人合一”的思想，使人世的實事(曆史)既由天意決定，也與社會的結構性規律相合。曆史事件雖然是個別的，卻充滿了真理的絕對性，而文學的一般真實性無法證明。因此實錄史實比虛構文學優越，儒家思想體係的這種特色使實際發生的事之敘述(曆史)比可能發生的事件之敘述(小說)具有充分得多的真理性。
最早提到口敘文學的筆記之一吳自牧的《夢粱錄》其中有一段話，觸及了這個問題：“蓋小說者，能講一朝一代事，頃刻間捏合。”這裏是兩種口敘文學(“講史”與“小說”)方式的對比，而不是曆史性與小說性的對比，但這個對比之中，虛構性顯然占了上風。
真正開始提出小說虛構性優於曆史紀實性的是金聖歎，他在《讀第五才子書法》中寫道：
某常道《水滸》勝似《史記》，人都不肯信。殊不知某卻不是亂說，其實《史記》是以文運事，《水滸》是因文生事。以文運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卻要算計出一篇文字來，雖是史公高才，也畢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隻是順著筆性去，削高補低都繇我。
“以文運事”與“因文生事”之對比點出了兩種敘述文本的不同“自由度”。但自由度尚不能直接導致真理性。張竹坡試圖從另一個角度說明小說的優越性：
《金瓶梅》是一部《史記》。然而《史記》有獨傳，有合傳，卻是分開做的。《金瓶梅》卻是一百回共成一傳，而千百人總合一傳，內卻又斷斷續續，各人自有一傳。固知作《金瓶梅》者，必能作《史記》也。何則？既已為其難，又何難為其易？
可是，難易問題仍不是真理問題，這個辯解不能說擊中要害。在中國曆代小說的序跋中，大部分為小說辯護的文字卻都著眼於難易。在中國小說批評史上，隻有很少人觸及了虛構敘述的真理問題。陶家鶴《〈綠野仙蹤〉序》雲：
世之讀說部者，動曰“謊耳謊耳”。彼所謂謊者固謊矣。彼所謂真者，果能盡書而讀之否？左丘明即千秋謊祖也，而世之讀左丘明文字，方且童而習之，至齒搖發禿而不已者，為其文字謊到家也。夫文字謊到家，雖謊亦不可不讀矣。
說曆史無法證實，與小說一樣是謊言，而且是謊到家的謊言。這論點很精彩，很痛快，但依然無助於說明小說比曆史具有優越性。可能袁於令是中國小說思想史上唯一接近了亞裏士多德命題的人：
文不幻不文，文不極不幻。是知天下極幻之事，乃極真之事；極幻之理，乃極真之理。胡言真不如言幻，言佛不知言魔，魔非他，即我也。
看來這段是中國古代小說評家對小說本質的最高理解，它沒有直接向史書壓力挑戰，所以隻是一個聲明，而不是一個哲學論證。遺憾的是，似乎沒有一個現代學者注意到這段關於文學想象的真理價值的妙論。偶有提及的，隻是把袁於令作為中國小說史上“幻”、“實”之爭中的“貴虛派”人物之一。一般的貴幻派議論，隻是強調小說要虛才有趣味。謝肇淛的《五雜俎》隻是說“事太實則近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