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翻開曆史一查，這曆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裏看出字來，滿本上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
真理性不在曆史之中，而在曆史之外，在曆史的語言無法夠及的地方，在曆史文本的反麵。用這種方法，魯迅否定了中國文化中曆史所擁有的絕對意義權力，從而顛覆了中國文化的基本文類結構。半個世紀之後，法國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者阿爾丟塞才提出了類似的看法：“在寫下的文字反麵才是曆史本身。”
五四時期小說中的敘述史，一般說來，不像曆史家，卻更像一個自傳性回憶錄作者。敘述的真理價值不在於敘述是否符合事實，或符合於事實應該存在的方式。敘述表意被個人化了，從而個別化了。小說文本的意義不再被文類等級所先定，從而也不再被文化結構所先定。
中國小說的慕史傾向，也是一種順從文化規範的傾向。史書範型即曆史道德規範，美國漢學家白之曾指出五四時期小說與中國傳統小說的基本差異在於敘述方式：“文學革命之後幾年發表的小說，最驚人的特點倒不是西式句法，也不是憂鬱情調，而是作者化身的出現，說書人姿態消失了。”
因此反過來，可以說，順從規範迫使敘述穩定其各種程式，以保證讀者也加入順從規範。因此，規範順從模式也必然是意義的社會共有模式。
這樣的敘述之本，追慕特權文類範型，與文化的意義等級保持一致，從而加強了這個文化結構。特殊的是，白話小說從文化的下方加強文化結構，它們使社會的下層共享這個文化的意義規範，從而保證了集體化的釋義。用這種方式，中國傳統小說的敘述者有效地把本屬亞文化歧義的中國小說置於中國主流文化意識形態的控製之下。
西方也長期有在小說中追求曆史模式的傾向。狄德羅讓《宿命論者雅克》的敘述者一再說：“讀者，這些並不是故事，而是真人真事。”薩克雷在《名利場》中也說同樣的話：“就在這次旅行途中，我，這本無一字非真相的曆史書的作者，第一次有幸見到愛米麗亞和道賓，並與他們結交。”薩克雷和狄德羅說這樣的話時，他們是拿幕史傾向開玩笑。但是，現代西方人有時候也有把小說當真的曆史。美國通俗政治小說作家阿倫·德多裏《勸告與同意》成為暢銷書時，《讀者文摘》縮寫本的廣告竟然寫道：“此書寫一個有爭議人物被任命為國務卿時華盛頓官場內真實發生的事。”
可以說，這是編輯的一個疏忽，所以被批評家們挑出來作為笑話。但這種把小說當曆史的傾向，在人心中隱藏很深。
（第二節）逼真性
文學敘述之所以與曆史敘述關係糾纏不清，相當重要一個原因是文學敘述可以“亂真”，可以造成完全不低於曆史敘述的真實感覺。逼真，這在很長時期內一直是對文學敘述的最高讚語。李贄評《水滸傳》雲：“妙處隻是個情事逼真……許多顛播的話，隻是個像。像情像事，文章所謂肖題，畫家所謂傳神也。這種至今為我們的文論家所津津樂道的“逼真”效果，早在王充《論衡》中就被指斥：“好筆墨者。增益實事，為美盛之語，造生空文為虛妄之，傳聽者以真然說，而不舍覽者，以為實事集，而不絕之”。
在西方文學中，過於相信文學的逼真，也常被嘲笑。堂吉訶德就是誤信傳奇小說而生活在虛構的騎士時代之中；美國文論家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