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七章討論情節時，我們已經談到敘述作品與現實在結構上有明顯區別：作品有結構，有起承轉合，有高潮有結尾，而現實生活是永不中斷的現象流。作品有形式，而現實無形式。因此，即使敘述作品或許能自然化到“渾然天成”，現實卻是雖天然卻不“渾成”。
但是，正因為人們苦於無結構的現實太難於把握，敘述作品的形式完整性就成了人們把握現實的捷徑。因此，文學作品的“有機論”是西方現代文論中兩百多年來被反複強調、反複論證的命題。
所謂“有機論”就是認為敘述作品，或其他文學作品，每篇都是一個完整的不可分割的整體，像自然界的有機物(生物)一樣，是細胞所組合起來，不是一個堆集，而產生了完整的生命。這個術語原是柯勒律治在19世紀初討論莎士比亞戲劇時提出的，他認為強加形式於材料並不能構成作品的有機性，有機形式：“是內在的，當它從內部產生發展起來時才能形成，而且這內在形式的充分發展，也就是作品外部形式的完美之時。”他這種看法可能來自浪漫主義時代盛行的萬物有靈觀念，自然物外形之完美是因為其內部的生命力，而作品也從其內含形式取得外表的形式技巧。
近兩百年來西方大部分作家和文論家都支持有機論，我國的文學理論家也支持“內容與形式的完美統一”。但是，這種作品形式的完美性是否如柯勒律治所說來自一個神秘的“內在形式”呢？別林斯基有另一種看法，他認為：“現實本身是美的，但它之所以美，是在本質上、元素上、內容上，而不是在形式上。”因此，現實的美需要藝術作品賦予形式，而藝術作品之美在其形式的整體性，以形式之整體性，反映現實美的本質：
因為它裏麵沒有任何偶然和多餘的東西。一切局部從屬於整體，一切朝向同一個目標，一切構成一個美麗的、完整的、獨立的存在。
筆者不打算在這裏卷入現實究竟是不是美的這專供美學家頭痛的話題，別林斯基的論點之所以有趣，是因為他強調現實無形式，因此藝術作品的形式必須至善至美，“沒有任何偶然和多餘的東西”，這樣才能賦予現實的美的表現形式。
這樣的作品在實踐上是否可能？既然作家本人在創作過程中不斷地在作修改，我們憑什麼相信傳世的文本就是一字一句動不得的至善至美形式？
結構主義者為了在係統內部進行批評運作，更強調敘述作品結構之必然完美。讓皮阿日著名的結構三條件(整體性、轉換性、自律性)強調係統的完美，其轉換也不會損害這種完美：
結構中內在的轉換不會超越結構本身，而隻在結構中引發結構自己產生新的因素，同時保持同一個規律性……從這個意義上說，結構是“封閉的”。
因此，敘述作品中的各因素，作為一個結構係統，是自足的，是自身保證完美的，它不可能有不服從這個係統完美性的多餘物。
巴爾特發展了這種觀點，提出“藝術無噪音”論。所謂噪音(bruit)是信息論術語，指的是與所要傳達的信息混雜的，因而是多餘無用的信息。巴爾特說：“藝術是沒有噪音的……藝術是一種純粹體係，其中任何單元都不浪費，無論把這單元與敘述某一層次聯係起來的線索是多麼遠，多麼鬆弛，多麼纖細。”對這個絕對的論斷，巴爾特似乎有點不放心，因此他加了好幾條注釋：
這正是藝術與生活相區別的地方，生活中的信息傳達都是擾亂的，模糊的。這種模糊性……在藝術中也能存在，但卻以一種特殊的符碼化的因素而存在(例如在瓦多的畫中)。即使如此，這種模糊性對於寫作的信碼來說，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寫作毫無例外是清晰的。
在巴爾特的論著中，光彩奪目的新鮮論點很多，但有時卻沒有加以仔細證明。就拿這個藝術(他在注中限定為寫作藝術)無噪音論，就是沒有證明的宏論。他的《結構分析導言》自稱目的“不是尋找結構，而是尋找形成結構的過程”，但結果是困於結構主義的形式主義傾向，巴爾特似乎感覺到這一點，因此這本書在巴爾特的主要著作中，顯得出奇的僵硬，缺乏光彩，而且浮於淺層。英國當代批評家弗蘭克·刻莫德有一段話說得很精彩：
巴爾特之所以最後放棄了用形式主義方法確立底本與述本的言語—語言關係的努力，正是因為他害怕即使這樣做成功了，也隻會複活舊有的特定作品特定結構這種有機論神話。這樣，我們想打開的作品卻重新關閉，重新擁有一個所指的秘密。
刻莫德認為有機論是一種形式主義的神話，但有機論卻不一定隻有形式主義者才熱衷。盧卡契從完全不同的立場出發，建立了一種類似有機論的理論——(辯證整體論)：作品的各個部分和各種矛盾綜合成一個“辯證整體”(dialecticaltotality)，據盧卡契說，這種整體性來自作品所反映的現實世界的整體性，作品給予這種整體性以形式，但整體性本身是內在的。
正因為如此，有機論在盧卡契手中變成了一種作品評價標準：能用作品的整體性反映現實的整體性的作品就是好作品，其形式是“正確的”，反之，就是“不正確形式”。據盧卡契看來，19世紀批判現實主義，以斯各特、巴爾紮克和托爾斯泰為代表，把整體性形式與整體性內容結合了起來，從而具有正確形式。而從《項狄》開始的現代小說，充滿了“未加選擇的材料”，福樓拜過分注意主觀，左拉過分注意細節，這都標誌了19世紀資產階級小說在走下坡路，而普魯斯特與喬伊斯則代表了“全部形式與全部內容的大解體”，“以犧牲現實整體性來強調現實的某個片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