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並不是說敘述作品的結構越差越好。作品結構差可能使“症候”容易找到，但這症候可能隻是作品形式本身的不完美之處，與社會文化形態的壓力沒有關係。從清代中葉開始流行公案俠義小說，到晚清鴛鴦蝴蝶派小說，到現代的言情小說與武俠小說，中國在通俗小說上曆史悠久，不讓與人。這些小說當然也可以用症候式閱讀法來進行批評，但是它們所能揭示的意義層次和意義深度都很有限。因為社會文化形態明確表現出來的部分，決不會是它的邊界部分，而是其最穩固的部分。局限於此，就看不到它的真實形態。要找出《三俠五義》中的封建道德倫理觀念，不需要花太大的力氣，但我們所能得到的，也就極有限了。當然，即使這樣的作品也能造成足夠的逼真性，因此也需要讀者能站在一定的距離之外，或之上，才能進行症候式閱讀。這個距離，筆者稱之為“批評超越距離”閱讀超越，就是拒絕認同，拒絕把敘述世界的逼真性當作現實世界的實體性。
美國19世紀作家愛德加·艾倫·坡有一篇短篇偵探小說《被偷的信》情節很簡單：首相夫人昔時在頭腦發昏時給情夫寫了一封信，現在此信落到了首相的政敵某侯爵手中，成為他政治訛詐的手段。巴黎市警察到侯爵府進行徹底搜查，結果一無所獲；首相夫人想到請大偵探杜邦出馬。大偵探裝作禮節性地訪問侯爵，結果就在正常放信的地方——壁爐上方的信插裏找到此信。這個故事很類似《空城計》，侯爵在演諸葛亮(或其他大智大勇的戰略家)的故伎，巴黎警察是司馬懿，想到各種可藏之處，就是想不到看一看不藏的地方。大偵探杜邦比司馬懿聰明。
巴爾特說，坡的這篇小說對文學批評來說有極深的寓意：巴黎市警察所做的是刑事偵查的職業性操作，從職業水平層次上說他們做得無懈可擊。正如司馬懿所做的是戰術上的判斷，從戰術上說，他的退兵決策是完全合理而且必須。但侯爵和杜邦做的是超越刑事偵查職業層次上的對抗，他們都在係統的垂直軸上運動，而進入了高一層次，單層次操作者巴黎警察或司馬懿不可能做超越這個層次的推斷。
由此，巴爾特得出一個文學批評的原則性方法：
要理解一個敘述……必須把敘述線索的水平串接投射到隱指的垂直軸上。讀(或聽)一個敘述，不是從一個詞到下一個詞的運動，而是從一個水平到男一個水平的運動。
筆者認為巴爾特這個原理有一般的符號學意義：我們要理解任何一個符號體係的構成，即符號的編碼。不能在這個符號集合本身的層次上追溯，而必須超出這個操作層次，進入控製這個操作體係的更高一層係統。
這個“垂直方向的運動”，就是取得批評距離。哪怕從技巧上理解一個敘述，都必然找出這些被敘述事件的敘述者，找出敘述行為是如何形成的。要理解控製敘述的社會文化形態，就必須越出敘述的逼真性控製的範圍。同水平閱讀即使看出症狀，也會把症狀當作病因，異水平閱讀才能把症狀當作診斷的。同水平的閱讀是與敘述世界合一，從作品本身中分解意義，異水平閱讀是與作品保持超越式批評距離，用批評操作從作品後麵構築意義。
而且，由於控製敘述的層次遠不止一個：心理層次，民族性層次，人性層次，社會文化層次(本書沒有談到其他一些層次，但並不是否認它們的存在)等等。因此，異水平閱讀所構築的文本意義就不可能隻是單層次的。
總結一下筆者在本節中所建議的症候式閱讀的基本原則：那就是，我們必須承認敘述作品與社會文化形態相互的壓力，使敘述作品的線索與形式決不可能完美結合。而正是從這些不完美處，從敘述行為留下的各種痕跡中，我們可以看到社會文化形態的有限邊界。而為了能看到這些不完美處，就必須拒絕作品的規範，拒絕作品造成的現實幻想，獲得並保持超越性批評距離。
可以看出來，這樣的批評實際上是對敘述文本的揚棄，因為它肯定了敘述文本不是一目了然，從字麵意義就可以解釋的。蘇聯符號學家洛特曼對此提出過一個驚人的看法，他認為“文本的真實性即在於其不可解”，因此，“與文本出現的同時，必然要出現文本解釋者”。例如，有巫辭就得有祭司，有經文就得有牧師，有法律就得有律師，同樣，有藝術作品就得有批評家。“解釋者的定義就排除了每個人都能成為解釋者的可能。
這話聽起來太有點“精英主義”或“文化貴族主義”，看不起群眾，實際上客觀情況是不僅一般讀者，而且大部分批評家，都隻在作品同水平層次上作消費或閱讀，吃杏子式閱讀，我們不可能要求所有的讀者都能有超越性批評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