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說的還是新興社會階層和傳統社會階層之間新出現的衝突。其實隨著社會的變革，原有的社會階層內部也生了巨大的分化，昔日可能都是同樣的工人階級兄弟，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變化，你伴隨企業改製叱吒風雲成為了董事長、總經理，我轉崗分流、下崗不能再就業淪為了“4050”人員，天壤之別導致的心理上的巨大反差會引更劇烈的衝突與對立。
在這樣一種社會結構的基礎上，在這樣一種利益分化的背景下，我們繼續沿用過去的思維，指望黨和政府一聲令下，一呼百應恐怕就很不現實了。我們可以呼喚團結，可以倡導統一，但如果還僅僅是一些簡單的老辦法、舊方式就會現很蒼白、也很無奈。怎麼辦?隻有一個詞:“兼顧”。就是老階層的利益要保證，新階層的利益也要保障，雖不能保證讓大家都滿意，但要至少保證大家都能接受和認同，也就是各得其所。可這話說起來容易，要真正做到，著實不易啊，但再難也得做。這就是我們麵臨的第一個變化。
(二)社會狀態更加開放，社會管理和控製難度加大，實現社會的有序和穩定需要新思路與新做法
從上個世紀70年代末開始，我們就常說改革開放。剛開始說的時候，改革開放可能更多是一種政策舉措，但當我們說了這麼幾十年後，改革開放已經成為了當代中國的一種客觀狀態了。尤其是伴隨著社會生產力的展和現代科學技術的進步，當代中國社會的狀態越來越開放、越來越活躍了。這種開放與活躍體現在兩個方麵:一個是社會成員的流動性加大;另一個是信息的快捷傳播和交流。
我們先說人員流動問題。回想傳統的中國社會，確實如一些學者所說的是一個“超穩定的社會”。這種“超穩定”不僅體現在社會結構的單一，也體現在社會成員的相對穩定。中國的戶籍製度在這方麵揮了重大作用。比如在改革開放前，我們要在中國找一個人很簡單，五個層次保證能把你準確定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960萬平方公裏土地上的任意一點。第一個層次是省，比如山西省，先把你確定在中國中部一個棗核型的區域;第二個層次是地區，比如呂梁地區，就到了山西西部的一個革命老區;第三個層次是縣，比如興縣，呂梁西邊靠近黃河邊的一個農業縣;第四個層次是公社，也就是現在的鄉鎮;第五個層次是生產大隊或者說是村。通過這五個層次，任何一個人都沒法跑，一找一個準。那個時代要想外出，沒有生產隊、革委會的介紹信你是寸步難行，坐不了火車，住不了旅店。有次開會談到北京旅遊業展曆史的時候，有位賓館的同誌說的很有意思:過去外地人到北京要住店，服務員說沒錢就算了，都人民可以支援全國人民，就住一晚上吧。但是得拿介紹信來，沒有介紹信?那對不起別進我們的門，萬一你是地富反壞右呢?那個時候不僅流動不方便，也不鼓勵流動。那時我們常說的一句話“要做社會主義的螺絲釘”，擰到哪裏就在哪裏固定住了。一個工人年輕的時候進入工廠，奉獻青春，老了退休了工廠負責養老;有的工廠甚至還有火葬場，死了一把火燒了，從生到死不離開這個地方。
但是伴隨著改革開放，人員流動日益頻繁起來。目前在中國大地上有接近1。8億的人口從西北到東南、從西南到東北、從內地到沿海流動過來流動過去。有次我去四川調研，一個鄉黨委書記跟我說，他們有個村的一個黨員，十多年前到了深圳，後來據說深圳不好幹又跑到了北京，現在究竟在哪裏他們根本不知道。如果我們現在要找這個人，按他身份證上的地址，隻能找到四川那個小村莊去，但他早已離開那個地方十幾年了。你說怎麼辦?
人員流動給我們社會控製帶來的難度是顯而易見的。過去西部省區雖然貧窮，但由於沒有可比性，相互不知道，大家的心態也不至於失衡。現在流動到了深圳、上海，看著這些地區如此繁榮與現代化，看著這些地區居民的富裕生活，怎能讓落後地區民眾心理平衡?現在一些農民工在沿海城市的一些非理性舉動，我們固然可以以犯罪論處。但我們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難道除了定義為犯罪之外就沒有更深層次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