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需要注意的是，從認識到三大曆史性轉變到適應三大曆史性轉變之間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這路並不好走。***因為一個政黨的行為模式轉變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是一個持續的過程，是一個沒有終止符的過程。姑且不說中國**在革命時期已經習慣了的一些行為模式不可能隨著執政就馬上全然改變，就算已經執政後形成的行為模式也必須隨著時代的變化、任務的變化而要有新變化。
比如，社會利益逐漸多元化，產生了相當多的具有不同利益追求的新的社會群體和社會階層，我們在執政時可能更多的是要講“協調”與“協商”，而不是“團結”與“命令”；再比如，社會狀態更加開放化，各種交往空前活躍，各種社會性活動此起彼伏，這種形下執政更主要的恐怕是科學、有機、柔性地“整合”，而不是僵化、死板、剛性地“控製”；還比如，隨著物質文明建設取得巨大成就，社會民眾勢必對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相應、同步展提出訴求，我們執政不僅要繼續解決好溫飽，還要學會並解決好在思想充分解放與精神極大滿足況下的“從心所欲而不逾矩”。
適應中國社會的這“三大曆史性轉變”已屬不易，加上當前國際環境的“大展大變革大調整”，再加上執政黨自身一些“不適應新形勢新任務新要求、不符合黨的性質和宗旨的問題”，就使得中國**麵臨“四個考驗”：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
——鄧小平早在1962年就指出：“我們執了政，拿了權，更要謹慎，不要以為有了權就好辦事，有了權就可以為所欲為，那樣就非弄壞了事不可。”如何“執住政不失政”並且“執好政不亂政”，這是執政的考驗。十七屆四中全會提出：“有些領導幹部宗旨意識淡薄，脫離群眾、脫離實際，不講原則、不負責任，行不一、弄虛作假，鋪張浪費、奢靡享樂，個人主義突出，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嚴重；一些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中生的**案件影響惡劣，一些領域**現象易多。”這就是沒有經住執政考驗的例子。
——改革開放的考驗就是中國**“變與不變”的考驗。改革開放說到底就是改變過去的做法。但在改變的過程中，必須搞清楚什麼是應該變、必須變，不變就不能進步的，什麼是不去變、不能變，變了就會滅亡的。從這些年的實踐來看，這個界限在理論與實踐中都需要進一步明確。能否把持得住，不糊塗、不迷失、不昏頭，需要大定力。這是改革開放的考驗。十七屆四中全會在講執政黨存在問題時，特別點到黨內也存在不少“不符合黨的性質和宗旨的問題”“對馬克思主義信仰不堅定，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缺乏信心”。這就是沒有經住改革開放考驗的例子。
——趨利避害的利益原則、市場原則被認可、被引入後，與政黨固有的高揚信仰的黨性原則不可避免會有直接的交鋒。如何協調，既能推進市場經濟又不失**的宗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是市場經濟考驗。
——全球金融危機、國際貿易摩擦、世界局部地區政治乃至戰爭爭端、國際日益蔓延的恐怖主義，等等，所有這些世界變化的不確定性背後固然有很大的機遇，也有更大的風險與雷區。這是外部環境考驗。
從目前中國**的執政狀態與執政績效來看，這些考驗是長期的、複雜的、嚴峻的。這也就是為什麼“居安思危，增強憂患意識，勇於變革、勇於創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滯”，成為了十七屆四中全會的主基調。“常懷憂黨之心，恪盡興黨之責”，中國**對全體黨員提出這樣的要求，背後既寄予著殷切的期望，更隱含著沉甸甸的警覺。
講了這麼多變化，總要有一個結論。結論是什麼呢？兩句話：
第一句，遵循展規律與展要求，不得不新。也就是說，當代中國社會生的這一係列變化是有著深層的內在要求，體現了曆史展規律的。事變時移，變法宜矣。對此我們要有新思路、新辦法、新對策、新舉措。我們的展不能再僅僅停留於經濟總量的提升，而要著眼於全麵、協調、可持續和以人為本；我們的執政不能僅僅滿足於管得住、守得住、執得住，更要著眼於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執好政；我們的社會不能成為死氣沉沉、鴉雀無聲的僵滯社會，而要成為各盡其能、各得其所、和諧相處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深入貫徹落實科學展觀，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是我們對於新變化、新要求的新舉措、新對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