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改革的主體定位要科學，改革必須讓人民改革
改革是一場偉大的實踐，不是理論的爭論，我們不主張對改革進行無謂的爭論。但改革越深入、實踐越前進，我們越現有些理論問題是回避不了、也繞不過去的，否則改革的合法性與實踐的價值判斷都將成為問題。像關於改革主體的問題，就是這樣一個最為基本、但又最容易被忽視乃至走偏的問題。
誰是改革的主體？人民群眾。對於中國**人來說，這是一個不需要討論的問題，相當於自然科學中的“公理”。我們黨在理論上是這樣講的，在實踐中也是這樣做的。上個世紀70年代末，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21戶農民聯合進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拉開了中國改革的序幕。對此，鄧小平評價說：“農村搞家庭聯產承包，這個明權是農民的。農村改革中的好多東西，都是基層創造出來的，我們把它拿來加工提高作為全國的指導。”“改革中的許許多多的東西，都是由群眾在實踐中提出來的”。
正因為廣大農民是這場農村改革的真正主體，所以我們的農村改革不僅突飛猛進，進展順利，而且成效顯著。在短短幾年的時間內，就從根本上解決了農民溫飽問題。在這一過程中，不僅廣大農民的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得到了空前的揮，而且為我們下一步改革積累了寶貴的經驗，這就是隻有充分調動改革主體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使改革主體接受並自覺參與改革，改革才能順利推進。
但我們也不得不指出，在隨後一些具體的改革過程中，改革的主體越來越模糊，廣大群眾在改革中的聲音越來越微弱，改革目標的設定、改革方案的設計、改革措施的出台越來越經院化、越來越精英化、越來越小圈子化。無論是“減員增效”還是“轉製重組”，我們不否認這些做法的客觀必要性，但就其實現過程中的具體做法是否真正考慮過最廣大群眾的眼前和長遠利益，我們有理由質疑。當一方麵改革改出了上千萬的下崗職工、數千萬的失地農民，另一方麵卻又在極短的時間之內產生出了近千萬的百萬富豪、超百萬的千萬乃至億萬富豪的時候，我們必須問一聲主導這樣態勢改革的主體究竟是誰？人民群眾會把自己的飯碗給砸掉嗎？會把自己安身立命的土地給丟掉嗎？
如果改革僅僅是由少數人把持的，或者隻有少數的“能人”與“精英”參與到過程中，那麼這樣的改革既不民主，也不公正，改革的結果隻會對少數人有利，讓廣大的群眾冷漠與質疑。這種改革隻會導致貧富分化、群體衝突不斷生，最終是政府、官員、少數人與廣大群眾的對立日益加深，黨和群眾的信任關係遭到破壞，以至於撼動我們的執政基礎。
在當代中國，改革的主體是、也隻能是最廣大的人民群眾。人民群眾既是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的創造主體，又是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展的推動者，還是實現自身利益、加快改革、深化改革的根本力量。鄧小平指出：“我相信，凡是符合最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受到廣大人民擁護的事，不論前進的道路上還有多少困難，一定會得到成功。”隻有真正以群眾為主體，我們的改革才能真正深化、真正完善、真正突破，改革才能真正走上正路。
在確認人民群眾是改革主體的時候，我們要處理好兩個方麵的問題。一個是中國**的領導問題，一個是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尊重和保護改革者的問題。
第一個方麵，中國**理所當然是中國改革的核心領導力量，但如何領導、怎樣領導有一個方式的問題。關於這一點，**明確指出：“把黨的正確主張變為群眾的自覺行動，最廣泛地動員廣大人民群眾為實現自己的利益和美好生活而團結奮鬥。”這就是讓民做主，而不是替民做主。我們黨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其實就是要解決這方麵的問題。
第二個方麵，我們不否認改革要有開拓者，改革要有拓荒牛。但我們這些自認為是“開拓者”“拓荒牛”的同誌之所以能有奮起而前行的力量與勇氣，之所以能取得改革的成功，正是因為我們代表了群眾的意願、反映了群眾的心聲，如果因此而居功自傲、孤芳自賞，那就是離開了大地的安泰，不僅一事無成，自己的存在都將是問題。在這裏，“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和“符合最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從根本上講是一致的。近一段時間來，一些自認為是改革者的人更多強調的是社會對他們的功勞估計不足、評價不夠、激勵不到位。似乎他們在改革中一直是忍辱前行、無私奉獻。其實馬克思早就講過，人所奮鬥的一切都與他們的利益有關。當這些人大聲疾呼、赤膊上陣為現在一些遭到社會民眾非議的改革措施辯護，要求社會民眾跟著他們走的時候，總是掩蓋不住其屁股上的利益紋章，社會民眾當然隻能“哈哈大笑，一哄而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