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為改革者群體輩出鼓與呼
改革需要改革者，改革更需要改革者群體。
中國30多年改革的實踐表明，改革是始於一些先驅者的自覺行動，但改革又不能僅僅止於少數人之力。少數人單槍匹馬的改革對改革者個體來說是悲劇，對改革來說同樣是悲劇。隻有形成改革者群體，使得改革行動從一人之倡導變為群體之自覺，改革才能持續深入，才不會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改革才能由星星之火成為燎原之勢，在更廣的範圍內出現。
那麼如何營造改革者群體輩出的生動局麵呢?從理論上講，至少要解決三個方麵的問題:
(一)要為改革者行為模式進行理論辯護
在實踐中經常困擾改革者的一個問題，就是他們的行為是“人治”。從先前山西的呂日周到今日昆明的仇和，無一不被扣以“人治”的帽子，使得他們的行為受到責難與質疑。
因為，在現代社會展大背景下，在法治意識越來越成為基本價值判斷的前提下，改革者是“人治”的標簽不僅讓更多想成為改革者的人望而卻步，就是支持改革者的領導同誌也會在連篇累牘的“人治”傳下，而不好也不便一如既往地對改革者給予支持。所以培育改革者群體，先要從理論上講清楚這一問題，說明改革者的行為確實具有鮮明的個性化色彩，但是根本是法治不是人治。
一般來說，對於人治與法治的關係問題往往強調其對立的一麵甚於同一的一麵，似乎法治與人治如水火不能兩立，人治現則法治亡，法治存則人治滅。但無論是曆史經驗還是現實實踐都告訴我們並非如此。
一方麵，法治不會離開人的主觀能動而獨然存在，“徒法不足以自行”，這不僅是古語，也是現代法學家的共識，法治必須靠人對法律的自覺踐履去實現;另一方麵，再獨裁的領導者，都懂得利用法律和製度來掩護自己的無法無天。現代社會中利用法治名義行使人治之實的現象也屢見不鮮。曾經有一位**官員就講過一句很有意味的話:我所有賣官的行為都有著嚴格的製度支持和完備的程序保障，善於運用製度辦事是現在做官的基本功。
那麼改革者的行為是什麼呢?一句話而:“通過人治形式實現法治精神”。改革者的行為確實具有鮮明的個性化色彩，但是根本是法治不是人治。之所以做出這一判斷理由有三:
一是改革者大都重視製度、法律、規則的製定，並且在製定製度、法律、規則方麵有質的突破。改革者往往強調製度法律在社會政治、經濟生活中的主導作用，認為製度法律是規範社會一切行為的主要模式，製度法律受到尊重、遵守乃至信仰。像昆明2008年以來，在仇和擔任市委書記的半年內，製定的各種規章製度條例等等近四百多例，幾乎超過昆明幾十年來曆史總和。而對於“人治”來說，製度法律是不重要的，製度法律的調整範圍是非常有限的，是可有可無的，不僅不受尊重、不被信仰甚至受到蔑視或厭恨。
二是改革者對既有製度規則特別是一些約定俗成“潛規則”的大膽否定，正是為了開辟新的製度法律建設，更好地實現“法治”而不是相反。法律製度形成以後，就有著相對的穩定性，並且對社會行為具有製約性。可是其賴以產生的社會狀況與時代背景卻在不斷展變化中，受其影響的實踐也在不斷展演進中。於是，法律製度的“獨立性”與時代變化、實踐演進之間的矛盾衝突就構成改革的邏輯必然。這種改革不能靠法律製度自身去改，隻有人才是製度創新的主體。而這一點往往也正是改革者麵臨最大非議之處。正如一位著名的改革者呂日周所:“一般舊體製的弊端有文件、條款的依據，而改革的行為盡管能解決體製內的問題，卻沒有法律依據，改革者就要承擔很大的風險，而在沒有一定氣候的條件下，上級支持這樣的改革會承擔更大的風險，這就使支持的力量要滯後一段時間。因此，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改革者的各種遭遇。但是，按舊體製的老框框老規矩絕不是法治，對創新者的成功經驗盡快肯定，並形成黨的製度性規範，才是真正地走向法治。”所以改革者運用自身的權力在製度許可的範圍內，衡論理，進行適當的調整，合理的解決，這種行為正是法治的必須，也是法治的具體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