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以近來深圳的改革為例。
當下的中國社會對於深圳推進政治體製改革寄予厚望，深圳自己也有些躊躇滿誌、躍躍欲試。但是深圳對自己即將要推進的改革真的想清楚了嗎，會不會自以為已經清楚了其實並沒有真正想清楚，或者說隻是一些人想清楚了更多的人還沒有想清楚。而這後一點尤其重要。因為政治體製改革畢竟不是少數人的遊戲，而是大家的事。
被中國社會寄予希望的深圳政改究竟要改什麼?
從表麵上看，這一問題的答案好像很明確。要改革阻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走向完善、改革不符合現代文明社會展進步的社會管理體製和權力運行體製。比如說，權力不受製約，要改;權利不被保障，要改;法治不被尊重，要改;權力與市場結盟謀私，要改;城鄉二元分割不公正，要改;社會運行官僚化，要改。等等。要改的清單可以列很長很長，而關於清單中的這些內容，中國社會不論站在哪個立場上的人都會表示認可。就算有些群體並不想真的如此改，嘴上也不得不說要如此改。因為這些要求真好像是“普適價值”，沒有人敢公開反對。
既然認識一致，又有明確對象，那改就是了，何需贅。可是真到要改的時候，突然現在如何改上，社會上意見竟然大相徑庭、甚至水火不容。結果政改隻能在討論中繼續討論，在呼籲中繼續呼籲。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悖謬呢?
這還得回到政治體製改革的本質上來。
從表麵上看，政治體製隻是一個社會權力運行方式，但在這表象背後是社會利益的分配與調整。說句不太全麵但大體不差的話，如果說一個社會的經濟體製關注的是如何激不同社會群體創造財富的話，一個社會的政治體製則是關注不同社會群體如何分配和占有這些財富。
我們不得不承認的一個事實是，在現代社會，社會群體在分化。一些群體比較適應現代社會的遊戲規則，比如像知識階層、工商階層、權力階層，可以運用自身的資源在社會中遊刃有餘;而另外一些群體則會邊緣化，客觀上成為社會進步的工具，比如城市化導致的失地農民，建築業製造業吸納的體力工人。
但是，所有這些中下層的民眾，他們依然有著神聖的求生存與求展的權利。“馬太效應”在西方可能理所當然，在中國絕對是逆天道而行不通。中國有句古話，“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
我們就拿保障權利為例。現代西方社會在保障權利方麵可圈可點，以至於我們的一些改革不免或隱或現地向其看齊。但問題是真能看齊嗎?
讓中國3億人過上美國人的生活，中國現在已經做到了，甚至這些人過得比美國人還要好;但是要讓中國13億人過上美國人的生活，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甚至到目前來看好像還沒有哪個製度框架敢於承諾，至少在現有的美國製度框架內是不可能做到的。那麼，對於一個自認為在社會中永遠隻是處於普通人地位的群體來說，他會希望什麼樣的政改?
有人會說為什麼老要把目光放在普通人身上。隻要給予機遇，普通人一樣可以飛上枝頭變鳳凰，一樣可以成為社會精英。這一判斷沒有錯，我們的政治體製改革也正是要擴大這種可能性。但不論再怎麼擴大，社會存在普通群體是一個客觀事實，尤其在中國社會，在我們可預計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普通群體的數目仍然會是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
這一段時間來，深圳說要向香港學習社會管理，出於鼓勵我們也幫著喊幾聲，但其實深圳是真學不了香港。不是深圳笨，也不是深圳僵化，而是深圳沒有香港的條件。
香港不允許外來人口自由進出，要進入香港居住得通過它的人才引進計劃。這種製度保證了香港社會成員的大體穩定與人口素質的相對均衡。可是深圳三十多年的展，人口增加了上百倍，常住人口已經突破1400萬，可是戶籍人口隻接近300萬。這就意味著有一千多萬人是自流動來的，而且大多數是中低層的外來務工人員。他們盡管在社會福利上與戶籍人口有一定差距，但在政治身份上誰敢說有半點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