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問題是深圳能既容納這麼些中低層的人員而又去建設一個以香港為範本的高度達的現代城市嗎？事實上深圳現在已經開始考慮通過產業升級轉移來消化這樣的人口積聚。姑且不說深圳能否做到這一點，更嚴肅的問題是深圳可以把勞動密集產業轉移到深圳之外，中國社會能把密集的勞動大軍轉移到中國之外嗎？
政改最基本的邏輯就是，一定要問清楚為誰的利益而改，為誰的權利而改；公平正義最起碼的底線是，允許你有展的權利，但你的展不能以剝奪我的生存為代價。
那麼，麵對這樣的邏輯要求與現實狀況，深圳準備怎麼改？深圳又能怎麼改？
從深圳一個區域的先行先試改革就可以看出，最為關鍵的是，中國下一階段政治體製改革要解決政治體製改革如何才能真正走向實踐的問題。進行政治體製改革需要決心、需要勇氣，更需要策略、需要基礎。空洞的口號對於政治體製改革於事無補。隻有真正搞清楚政治體製改革需要的主體培育、利益格局、技術準備，真正弄清楚消除阻力的方式方法，才可能為務實地進行政治體製改革提供可操作的路徑圖。
（四）政治體製改革的三大要點
那麼什麼內容的、什麼程度的政治體製改革方是適應經濟體製改革需要，能推進和保障經濟體製改革的政治體製改革呢？回顧改革曆程，遵循改革規律，破解改革難題，我們可以說，適應下一步中國社會改革深化要求的政治體製改革應該在以下三個方麵破題。
一是規範權力。
政治權力是保障一個社會穩定有序不可或缺的要素，任何弱化政治權力的做法不僅幼稚、甚至有害，尤其對於一個正在快速展和轉型中的大國來說，強有力的政治控製力是福不是禍。但是信任權力不等於放縱權力。
這些年來中國社會展在這方麵是有教訓的。比如，失範的權力製約了經濟體製改革的深化與完善。通過一係列的製度創新，比如轉換政府職能、培育非政府組織、鼓勵媒體監督，輔之以現代技術進步的依托，比如互聯網帶來的公開化、透明化等等，把權力裝進法治的籠子，讓它服務於社會而不能淩駕於社會，是中國政治體製改革真正的開始。
二是保障權利。
這些年來在中國社會運行中出現了諸多讓人費解的現象。比如，經濟領域民營企業家“不找市場找市長”，甚至於到最後“不找市長要當市長”，企業家關心的不是經濟運行而是政治背景，總想為自己戴頂紅帽子；又比如，一方麵是經濟高增長，gdp大膨脹，另一方麵卻是老百姓“三難”，上學難、看病難、住房難，經濟增長速度與生活改善狀況極大反差；還比如，大學生沒有找到工作但在教育部門的統計表上已經“被就業”了，水價上漲原來是居民已經被自來水公司董事長“代表”了，以至於有人戲稱中國社會進入了“被時代”。所有這些現象看起來互不關聯，其實背後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正當的權利得不到保障。企業家按照市場經濟要求平等經營的權利缺失，隻能在非經濟領域去補償；社會公眾的基本福利被漠視，隻能勤勞而不富有；既然逃不脫被別人“被”的命運，何不“打打醬油”自我安慰。
可是當這些不正常的現象通過不得已的方式得以暫時緩解的同時，其實是給未來社會健康展埋下了雷區。社會展其實就是公民權利清單被不斷拓展的過程，而這一過程有賴於政治體製的跟進。因而，有效保障社會公民的權利，是政治體製改革的基礎性要求。
有的同誌寄希望於一個聰明、慈祥、全能的大家長來保證社會財富的分配公平正義。其實，再聰明的家長也有犯糊塗的時候，再慈祥的家長也難免有偏心的可能，麵對錯綜複雜的利益訴求，所謂全能隻能是癡人說夢。更何況如果這個家長有些私心隻顧自己不顧他人麻煩就更大了。所以，真正可靠的還是讓社會群體通過憲法賦予的權利自己去維護自己的利益。通過展社會主義民主，切實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權利，特別是選舉權、知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通過進一步擴大基層民主，健全基層自治組織和民主管理製度，讓廣大群眾更好地參與管理基層公共事務，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