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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曆史著作的語言風格，似乎是說錯了話題。其實不然，長期以來我一直考慮，曆史研究應該采用什麼樣的研究範式?學院式僵化的論文格式固然令人生厭，一味追求"好看"是否就應該獲得讚譽?至少我不那麼覺得。我覺得曆史寫作最重要的是準確--史實敘述的準確和觀點表達的準確。"以辭害義"，是史學家大忌。楊天石的文章還沒有讀完，但是風格已經見識，樸實，樸實到極少使用形容詞。比如在《蔣介石為何刺殺陶成章》一文中，開頭便是"1912年1月14日，光複會領袖陶成章在上海廣慈醫院被刺。"平鋪直敘，簡單明了。為了驗證對楊文風格的這一判斷，我隨便翻到了幾處尚未看到的地方，果然不出我所料，此類風格的句子比比皆是，如"28日，南京中央大學學生1000多餘人到國民黨中央黨部請願，其後，又到外交部請願。外交部長王正廷避而不見，引起學生憤怒，衝入王的辦公室，毆傷王的頭部。"此處不寫王正廷避而不見的心理，不寫王被毆後傷勢如何，隻是根據材料敘述事實，想來楊先生治史多年，一定深諳"心史難描"的道理。而準確，在我的理解，正是研究曆史的第一要義。
在中國史學會原會長金衝及先生給這套文存寫的序言裏，有這樣一句話:"他(指楊天石)具有史學大師陳寅恪教授提倡的那種'問題意識'。"我想順著金先生的這句話，探討一下楊天石的方法，我覺得，與其拿楊天石和陳寅恪做比較，不如拿他與傅斯年做比較來得更加貼切，當代治史者深得陳寅恪三味的，應該是文章開頭提到的茅海建，而楊天石，其學術取徑無疑更貼近傅斯年"史學即是史料學"的號召，或者說更貼近胡適晚年"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的理念。這種方法說來簡單，在單篇文章中也比較容易做到，但是能夠做到篇篇如此，而且在題目上不重複，則殊為不易。不過，可能是過於謹慎，有些文章隻有材料呈現，而沒有觀點的展開，比如《張發奎談南昌起義》一篇，讀來令人稍覺缺憾。
縱覽其書，便會為楊天石占有資料之豐而瞠目。在閱讀過程中我常常想，為什麼是楊天石?不熟悉楊先生，不敢妄下斷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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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天石在史學界之內的成名之作，當屬《中山艦事件之謎》。那篇文章令胡喬木讚譽有加，稱其為"近年來中國現代史研究中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是一篇具有世界水平的文章"。其實楊天石的文章大多可圈可點。比如《孫中山與"租讓滿洲"問題》一文。
關於孫中山"租讓滿洲"問題，一直是近代史上的一個疑案。而楊天石通過考察藏於日本國會圖書館的日本三井財閥重要人物森恪與益田孝的函電，以諸多當事人的信函為佐證，最後得出結論，孫中山確實一度曾經準備把滿洲租讓給日本。我們不妨來看看楊天石的敘述:
為了中國的獨立和富強，孫中山鞠躬盡瘁地奮鬥了一生，這是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但是，也正是為了這一目的，他又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準備將滿洲租讓給日本，這應該也是事實。問題的全部複雜性也在這裏。我們當然不能因此而否定孫中山在近代中國史上的崇高地位，同樣也不應該為了維護這種地位而諱言有關事實。曆史學家所追求的隻有真實和真理。對孫中山如此，對其他曆史人物也應該如此。
我們常常說要對曆史人物做到同情的理解，如果沒有理解隻有同情，或許隻能做到為尊者諱，隻有理解了曆史，才能真實地刻畫曆史。這一點，我以為楊天石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