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要完全實現鬱達夫提出的這些要求，卻頗為不易，我們還難以完全擺脫“樹碑立傳”的傳統觀念。在不少人眼裏，傳記，不過是一種政治待遇，一個人能否入傳，不是看人物本身所具有的曆史內涵和人性內涵等文學價值，而往往取決於其職位。至於所謂“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的那一套陳腐的東西，也還嚴重地束縛著某些人的手足。一些傳記文學作品，也缺乏作家應有的主體意識，缺乏作家對傳主的獨特把握，顧及了材料的真實而忽視了人物的真實，使作品僅具有史料價值而缺乏文學價值，把活潑潑的人生變成了失去血肉的生物標本，大大減弱了作品震撼人心的感染作用。
三
這是我寫的第一部傳記文學作品。之所以要以鄧寶珊先生為傳主，不僅由於他是我的前輩同鄉，其生平事跡為人們所熟知，采寫起來比較方便；也不僅由於他是一位對祖國和人民有過重大貢獻的將軍，被收入了倫敦出版的權威性很高的《世界名人錄》。不，引起我巨大興趣的，首先是他這個人——這個內涵豐富、性格獨特、具有傳奇色彩、值得研究、值得表現的人。他沒有高貴的門第、燙金的文憑、顯赫的後台，甚至也沒有地盤和軍隊，憑靠什麼在那變幻莫測的政治、軍事舞台上站穩了腳跟？他屢遭挫折，曆經艱險，飽受困頓，為什麼不中途落荒，半路消沉，始終把人生作為“一個不息的奮鬥過程”？他縱橫捭闔，情係八方，交滿天下，為什麼不論失意得意，逆境順境，總是不忘朋友，信守然諾，念舊情殷？他廣聽博覽，隨和大度，存異求同，為什麼卻不隨波逐流，模棱兩可，輕信盲從？……為解開他人生道路上這些令人饒有興味的啞謎，我才產生了難以抑製的創作衝動。
為了寫出一個真實而豐富的人生，寫作中我努力試圖從人的角度，而盡量避免從社會的角度去把握傳主。因為，人是社會的本體，是“萬物之靈”。可是，長期以來我們已習慣於從社會的角度看人，很少根據人的需求、人的幸福、人的發展去檢驗社會，而往往本末倒置，用統一的社會的精神的模式去衡量人、要求人、改造人，這就使得我們的文學，很容易失去文學的品性。但現在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做到了這一點呢？我希望能得到切實的批評。
此書的采訪寫作經曆了三個寒暑。甘肅省政協、甘肅省文聯、甘肅少年兒童出版社、蘭州鄧寶珊故居展覽館、天水市政協、陝西三原縣政協，都給予了有力支持。除鄧寶珊先生的親屬之外，甄載明、徐耀斌、王煥文等幾位老先生以及許多同學和朋友，都給了我熱情的幫助。又承蒙霍鬆林教授題簽。在此我向他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黃英
1988年歲暮於皋蘭山下
注：
①《斯諾在中國》297。
②《鬱達夫文集》6卷28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