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犯、戰犯，關鍵是一個戰字，不戰也就無所謂犯了……宜生兄！不知你想過沒有？我倒覺得，中共將你與蔣、李二位正副總統平起平坐，這不光在政治上是對你的抬舉，也是對你的保護哩！至少可以麻痹一下南京，使你免遭蔣先生的毒手嘛……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呢，我想，與你遠見卓識、沒有認真執行老蔣的命令去偷襲中共中央駐地西柏坡，大有關係。因為，你我都明白：蔣先生不隻是要消滅共產黨，他是要在消滅共產黨的過程中，把我們這些雜牌軍和不願跟著他團團轉的民主黨派，大米小米一鍋煮啊！如果北平和談成功，這意味著什麼？你就是人民功臣，誰還敢加害於你呢？……”
對鄧寶珊這番勸諫，傅作義若有所思。沉默半晌之後，忽然一聲長歎，懇切地說道：
“寶珊兄！你的話很有道理。從抗戰期間，你在河曲會議上調解各派係共同抗日以來，我一直很欽佩你的為人和才幹。共產黨的許多政策也確實不錯！比如土地改革，我就很讚成，在華北我也做過一些試驗。共產黨的許多領袖人物也確實傑出！特別是周恩來，當年在太原跟我關於抗日前途的那次傾心長談，至今難忘。但是，作為一個黨，有一條，我很反感：這就是他不講民主！有時也講，但不是把民主作為奮鬥的目標，而僅僅作為達到某種目的的一種手段……”
現在，輪到鄧寶珊暫且沉默了，一時不知怎麼說好。他知道，這番話確實是傅作義的肺腑之言，而且，也是傅作義長期形成的政治傾向的自我表白。傅作義並不是一個單純的軍人，其座右銘是：“夫為將者，有勇不如有智，有智不如有學。”20年代在天津時，便與張伯苓、張季鸞等名流學者交往甚密，成為莫逆之交。來到北平這座文化古城後，對胡適、梅貽琦、徐悲鴻、潘光旦、費孝通、馬衡、賀麟、湯用彤等這一大批學者教授，更是虛心求教，十分尊重。於日理萬機之中，隔幾天便約請三五位教授到“總部”便宴，以“護邊閑話”的方式，毫不拘束地親切交談。還常常請教授們給部屬演講，他也坐在下麵一起去聽。結果，便形成了他獨特的政治主張和施政方針：“政治民主，經濟平等，生活自由”；“二分軍事，三分政治，五分經濟”。鄧寶珊十分清楚，對傅作義讚賞的這一套，自己也挺感興趣，不過，想要在目前的中國去實現，簡直是畫餅充饑！從袁世凱、曹錕扮演的“總統”醜劇中，從孫中山一生的不斷失敗中，從全國絕大多數人缺衣少食天天有人餓死的慘痛現實中，從家鄉父老至今還在盼望“真龍天子”出現的傳統心理中，從他讀過的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政治和經濟關係的著作中，鄧寶珊已樸素地認識到：一個社會建立怎樣的政治結構，不可能由政治家自由選擇。但是，要跟傅作義正麵討論這個問題，談何容易！而且，對中國社會現實發展中的許多重大問題，鄧寶珊自己也感到迷惑不解，怎麼能夠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呢？於是，他沉思默想片刻之後，微微笑道：
“宜生兄！共產黨講不講民主，看怎麼看，一時很難說清楚。現在，我們的燃眉之急，是解決北平問題。當斷不斷，後悔莫及。我們隻有一條路可走，恐怕別無選擇了！”
“是啊！……”傅作義雖頻頻點頭，但直到昨天分手，並未提出談判的具體方案。
現在，已是深夜十一時了，傅作義親自打電話相召，會有什麼重大變化呢？
居仁堂辦公室，燈火通明，警衛森嚴。鄧寶珊到達時，傅作義已與王克俊、李世傑、周北峰在此等候。
“寶珊兄！”傅作義一見鄧寶珊，緊緊握住他的雙手，直截了當地說道：“事到如今，非得請你辛苦一趟不可了！前幾天，我派北峰兄出城，與共軍前線司令部又談了一次，雙方簽訂了一個《會談紀要》。對所談各項，限我於元月14日午夜前答複。後天就是14號了，今天我讓北峰兄電告他們：所談已作研究，隻是限14日午夜答複時間太倉促，不日將派你和北峰兄再去商談。剛才，接到他們的複電，歡迎你去……”
鄧寶珊一聽，立即接過話茬：“宜生兄！你我患難朋友，何言辛苦：你從前幫過我很多忙，現在該我為你效力了。”
“那就請你做我的全權代表吧！”
傅作義看鄧寶珊對出城談判之事慨然允諾，很受感動。他說自己心裏很亂，讓周北峰把前次在薊縣談判的詳情向鄧寶珊彙報，對王克俊和李世傑作了一番嚴密注視城內動向的叮嚀之後，就去休息了。
這周北峰，原是山西大學法學院教授，後在廬山與傅作義相識，成為傅的心腹幕僚。抗戰時期，曾代表傅作義去延安拜見過毛澤東主席。傅與中共的接觸，大多由此人經手。他與鄧寶珊十分熟悉，簡要地報告了他同民盟代表張東蓀教授在薊縣八裏莊跟林彪、羅榮桓、聶榮臻的談判結果，以及明天午後偕鄧寶珊出城時的聯絡事宜，剛準備送鄧寶珊去休息，王克俊陪著傅作義又匆匆走了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