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紹良初來時，雖然對鄧寶珊滿腹疑忌，但尚不能不存一點兒客氣。可是，一些趨炎附勢的官紳們，以國民黨甘肅省黨部委員田昆山為首，用攻擊鄧寶珊的辦法，來向朱紹良獻媚取寵。他們大肆造謠，說鄧寶珊在代理省主席期間，將禁煙罰款40萬元中飽私囊。鄧寶珊的部下新十旅旅長李貴清，也被人拉攏煽動，附和反鄧。一時鬧得滿城風雨，沸沸揚揚，弄得鄧寶珊啼笑皆非，惱怨莫名！
而且，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貪汙案還沒有查出個名堂，教導隊裏又發生了共產黨員梁幹丞被捕殺的案件。
梁幹丞是中共陝北黨組織於1931年冬天派到甘肅進行建黨工作的。1933年4月，繼孫作賓擔任了中共甘寧青特委軍委書記，其公開身份，為鄧寶珊部教導隊的政治教官。他待人和藹可親，多才多藝，深受全體學員的愛戴。9月的一個黎明，軍警督察處長楊德亮，突然領兵包圍了教導隊所駐的東校場營房，逮捕了梁幹丞。不久，梁即被殺害。
這下，給鄧寶珊的政敵，又提供了一個求之不得的機會。反對鄧寶珊的無名帖子，撒遍了蘭州。說教導隊紅了！說鄧寶珊過去勾結馮閻討蔣，現在又和楊虎城密謀控製西北，反對中央！說鄧寶珊長期跟共產黨打得火熱，鄧寶珊的行署裏還窩藏著不少共產黨……說得有鼻子有眼，似乎鄧寶珊就是共產黨！
就在這攻擊鄧寶珊的緊鑼密鼓之中，朱紹良給鄧寶珊送來一個通知：
“據報你署主任秘書嶽躋山、秘書王教五有共產黨嫌疑，請予免職。”
怎麼辦呢？照此辦理，不僅斷送了兩個朋友，以後還不知會出現什麼鬼名堂。幹脆不理！
可是，恰在此時，卻真有一位共產黨員，來到了鄧寶珊家中，此人是誰呢？就是給他當過五年隨從副官的楊嘉瑞。
楊嘉瑞是葛霽雲發展的共產黨員，1930年9月討蔣戰爭失敗後，離開鄧寶珊進入洪湖根據地，在賀龍部下升任紅軍團長。在“左”傾路線統治洪湖根據地的恐怖時期，由於跟賀龍同誌站在一起，幾乎被殺害。輾轉逃出後，便到蘭州又來找鄧寶珊。
“鄧先生！我是共產黨員，還當過紅軍團長，現在處境很困難……”楊嘉瑞向鄧寶珊如實講了自己驚險的遭遇，還說他並沒有因此而動搖對共產主義的信念，問鄧寶珊能不能給他提供掩護和方便。
鄧寶珊推心置腹地說：“嘉瑞！共產黨我是同情的，我也尊重你的信念。但是，我要勸你一句：不要聽信‘共產黨人是特殊材料製成的’這句話。當年在北京時，我也讀過馬克思和列寧的書，這話不符合馬克思，也不符合列寧的意思。……一講‘特殊材料’，就總覺比別人高明，老想教訓人，指揮人，就像大革命時蘇聯派來的那些顧問……好了，不談這些啦。既然你現在有困難，就留下跟我幹吧。將來，來去自由，主隨客便！”
楊嘉瑞不僅留到了鄧寶珊身邊，還與常黎夫、馬玉章、周益三幾個黨員建立了一個特別支部。這使鄧寶珊與中共地下黨組織，發生了直接聯係。直到1936年賀龍的紅二方麵軍長征經過甘肅，賀龍寫信派人來，才將楊嘉瑞送回紅軍。臨別時，還送給楊嘉瑞200塊銀元，一件羔子皮襖……
正在鄧寶珊處境艱危之時，蔣介石為消滅異己，用以毒攻毒之計，在西北又布置了一著棋。他一麵命令北平軍分會任命以盜掘東陵而臭名昭著的土匪司令孫殿英為青海柴達木屯墾督辦，令其率部由山西經綏遠、寧夏開往青海，一麵又密令馬鴻逵對孫殿英在中途截擊。這事令馬麟、馬步芳、馬鴻逵都十分震驚，連朱紹良也深感不安。朱紹良知道自己是個光杆主席，既怕孫殿英與馬鴻逵合作推進到甘肅，將他推倒；也怕孫與馬打起來抵敵不住，退到甘肅，他無力對付。
鄧寶珊深知蔣介石對自己不放心，估計他的行署主任已為時不久。見此情勢，便順水推舟，送個人情，與馬麟聯名向蔣介石電保朱紹良任甘肅綏靖主任。此舉很符合蔣介石與朱紹良的心意，因此矛盾也得以緩和。朱紹良遂聯合馬鴻逵和馬步芳，將孫殿英部在寧夏境內擊潰。
9月28日，甘肅綏靖公署成立，朱紹良任主任，原西安綏靖公署駐甘行署宣布撤銷。但是，鄧寶珊的政敵，還是以鄧寶珊的部下有共產黨嫌疑分子為口實，死死揪住鄧寶珊不放。恰在此時，在省政府中山堂裏，發現共產黨的傳單一張。反對鄧寶珊的人們便火上潑油、乘機鼓噪，弄得大家疑神疑鬼，人心惶惶。為了安定社會秩序以免政敵們渾水摸魚，鄧寶珊進行了巧妙的還擊。在一次擴大的總理紀念周上，他站在孫中山先生遺像前，以表示要離開蘭州，用臨別贈言的口吻，語重心長地講道：
“……近來蘭州發現了很多謠言，引起人與人之間的互相猜疑，這完全是不必要的。共產黨並不在臉上刻字，哪能肯定誰是誰不是呢？就是蔣委員長的左右，又有誰敢保險沒有共產黨呢？如果跟共產黨有過交往就算共產黨嫌疑，那黨國要人誰個跟共產黨沒有交往？……希望大家和衷共濟，一切處以鎮靜，切勿輕信謠言，以免庸人自擾。”